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民孕育一方戏曲。近年来，地方小戏，特别是方言小戏的保护传承与现代性转换问题日渐浮出水面。地方小戏是固守地方还是远走四方以期寻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走出去，该怎么走，走多远？

　　这样的疑虑，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被大家屡次言说的话题。最近演出的两出不同的地方小戏，再次让这一话题受到关注。一出是来自江苏省淮海戏艺术剧院的小戏《回娘家》，讲述了一对新人回娘家沿途发生的俏皮故事；一出是山东某剧团带来的小戏，描写了一场发生在鲁北某家养猪场里的闹剧。两出戏收到了两种不同的演出效果。满堂彩的《回娘家》，观众叫好声不绝于耳；另一出戏则遭遇尴尬，观众反响平平，以致该团负责人也心下狐疑，尽管作品中存在大量方言俚语，但毕竟打了字幕，观众应该可以看得明白，怎么这样一出创作新颖、贴近百姓生活的小戏，当它一路从北方辗转来到南方时，观众却不买账了？

　　地方小戏走出地方，种种因素扮演着“拦路虎”的角色。“地方小戏，特别是方言小戏，主要服务于一方水土。尤其是方言剧，走出去，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剧协艺术发展中心编剧毓钺认为，地方小戏走出去，首先必须克服语言障碍。地方小戏的念白、唱词、韵脚都根植于地方独特的语言系统，变成普通话不押韵，而缺乏相同的语言环境，更不具备相同或相近的民俗文化背景，以致于当地人看了笑得前仰后合，别人却无动于衷，因为你感受不到它的“彩头”。

　　一出好的小戏，离不开一个精彩的剧本。其实，小戏汇演所遭遇的尴尬，在小戏剧本创作之初就已初露端倪。“如今，面对小戏编剧匮乏的现状，为了鼓励地方小戏发展，加强小戏交流，有的地方就会从外地引进一些比较成熟的小戏编剧，但却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原中国剧协副秘书长张小果说，如西北的作者，对秦腔、迷糊，以及陕西或甘肃的地方剧种很熟悉，了解当地的语言系统、音乐风格，就会非常容易反映当地百姓的生活，而地方剧种是千差万别的，当被引进到其他地方却很难适应当地剧种的需要。“剧本移植存在很多不便，一定要把‘江南水乡’变成‘黑土地’，这恐怕是小戏本身很难完成的任务。”

　　而在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光眼里，对原创盲目追求的不良现象值得重视。“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为了评奖，好多剧团只注重原创，不愿移植好的作品。大家认为，拿了奖如果原创不是自己，感觉矮了一截儿。”周光认为，一些地方的评奖观念存在问题，一切向地方政绩看齐，这既不利于精品传播，对观众也十分不利，因为老百姓看不到好戏。

　　地方小戏，更多的是农业文化的一种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影视、网络等娱乐手段的多元化，观众进行娱乐选择的自由度更大，小戏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张小果说，如果戏曲有三度创作的话，在过去娱乐方式不多、观众需求单一的时代，观众对于了解和接纳其他地方小戏还是怀有很大热情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更多剧团就当地观众的欣赏趣味来排戏，加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样，地方小戏走出来变得越来越难。“如果宣传力度上不去，观众审美欲望无法激发，它就不会收到很好的接受效果。”在毓钺看来，排一出小戏50万元到头了，哪有资本来策划推广。“小戏的市场化还远远不如影视、音乐、大戏等动辄几千万元的市场推广费用，它甚至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作人体制，仍处于相对松散、自生自灭的状态。”毓钺说。

　　面对语言障碍、风土人情的差异、剧本移植的困难与缺乏热情、娱乐观念的变化以及市场化推广的资本匮乏，是不是地方小戏只能面临“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尴尬命运，答案其实不然。纵使地方小戏走出去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也并非无计可施。特别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更多地方剧团被推向市场，地方小戏要发展，还需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能只满足于在小圈子里吃饭。三尺水袖，只有抖出去，才能唱出新天地。

　　小戏要走出去，品质过硬才是首要道理。而老百姓就是小戏成败的“试金石”。“小戏不能板着脸去演，得好玩一点儿，而且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别那么严肃。”毓钺说，地方小戏不能大戏化，一出小戏，就二三十分钟，你想用它承载过多大道理，那不现实。这么短的时间，能给百姓带来欢乐，已是功莫大焉。《回娘家》为何受到观众普遍欢迎？该戏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许亚玲道出了其中的奥秘。“随着观众审美观念的变化，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像以往那样闭着眼睛听戏了。因此，我们也要适应观众的变化，舞台呈现力求精品化、可视性，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睁大眼睛看戏，把他们留下来。”许亚玲说，《回娘家》之所以讨好，除了精彩的故事内容之外，在演员表演、人物塑造以及与观众的互动交流上都下了不少功夫。

　　“地方小戏走出去，还要看作品反映的生活是不是具有普世价值。”周光说，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题材、故事内容，一定要贴近生活，展示人们普遍的情感诉求。张小果更是引证地方小戏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说，“所有好的小戏，都是非常生活的，充满机趣，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完美统一的。”楚剧有个历史剧《葛麻》，是个地方小戏的传统剧目，探讨主仆关系，它充分运用了戏曲夸张的表现手段，人物刻画生动，而当它的主题满溢出来成为一种普世的观点和情怀，尽管它仍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但别人依然可以改编并容易被人接受。

　　“为了强化各地文化交流，带动基层小戏创作热情，地方小戏走出去有它的必要性。”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说，每个地方小戏在音乐、语言、表演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考虑到传播地的特殊情况，特别是面向对象以及演出地点的不同，如果在剧场，有字幕，演给当地的艺术工作者或者专家看，没有问题；如果是露天演出，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特别是演给普通老百姓看，在表演手段、重要的故事情节上就要作出适当改动。“但有一点，小戏原有的整体特色和风格不能变。”这种整体风格与特色，在云南玉溪花灯剧团团长严伟看来，就是一种“民族性”。“我们有个花灯戏叫《冤家亲家》，在张家港、重庆、宁夏甚至在韩国演出都非常成功，我的理念就是‘三结合’。我们这个地方彝汉杂居的情况居多，文化相互感染、渗透，我把彝族音乐和汉族音乐相结合，把彝族舞蹈与汉族舞蹈相结合，把彝族语言与汉族语言结合来展示人物的情感、命运，不像以往演出的花灯戏，只是话剧加唱。”严伟说，花灯戏要走出来，就得沿着这条路子走，“民族性”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地域文化各具特色，语言系统也千差万别，对于如何克服地方小戏远走他乡的语言障碍，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认为，“步子不能太快，地域跨度不宜过大，可以先从周边辐射”。地方小戏走出去，要一步一步来，语言得慢慢改，而且在生活上，至少要有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