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近照 李林 摄

　　◎最初的写作非常清楚，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为了逃离土地，为了进城，为了有一份工作。

　　◎当作家把文学当成商品做、当成商品说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他，他没有一点错。

　　◎对人的认识，在四十岁的认识和六十岁不一样，七十岁写不出六十岁可以写出的文字，八十岁的作品一定没有四十岁的有才华和激情。

　　“北京的繁闹里，有这一处清静，正如俗世有了它的宗教。”三年前，西南四环近旁，711号园，“我在6月26日，用几分钟的时间，在园子内约略地走了一圈，做出了我人生中的重大决策：倾所有储蓄，加上签名盖章的借条和内疚歉意及园子主人对我宽爱的信任，立竿见影地在那园里租下一隅土地房院，开始了我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人生。”这是作家阎连科写在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北京，最后的纪念》中的文字，养花、种菜、观察动植物、泛舟、写作……农民出身的他，在这片都市中的世外桃源，在他的都市版“瓦尔登湖”上恣意地进行着他天真甚至怪异的动植物实验，似乎欲重新找回与土地和自然的精神联系。

　　酷热的午后，在北京CBD寸土寸金的某栋高级写字楼里，应邀参加“41°文化论坛”的阎连科开场即表达了他的惶惑，“文学其实难以和这样现代化的大楼联系起来，这让我觉得有点吃惊，我觉得文学完全是给闲散人员解闷的地方，文学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伟大、那么了不得，有那么重要的意义，而且文学到今天绝不会再产生托尔斯泰、鲁迅那样的作家，也绝不会产生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纯粹的、热情的读者群，文学今天非常木讷。”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自称赶上了80年代文学末班车的阎连科因为“留下了写作的线索，留下非常少但非常固定的读者群”，他觉得“文学还可以和很现代的人联系在一起，跟现在的环境联系在一起。”阎连科1979年开始写作，出版了《丁庄梦》《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发现小说》等作品。有人问当下文学处于尴尬的边缘地带，阎连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坚持写作，所著之书有褒有贬更有争议，这些年，阎连科的作品为谁而著，笔耕不辍源于哪般？他认真地思考并真诚地作答。“我为谁写作”是他的深刻自省，是对文学的深刻剖析，也是他对这个时代的诘问。

　　为无知的个人而写作

　　“我们听到很多作家演讲的时候说我为读者写作，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我为了金钱写作，我为了名声写作。我想这几乎是在撒谎。其实每个作家必须承认你是在为无知的个人写作，是在为名与利写作，最后到为写作本身写作，每一个人，无论你多么伟大，一生写多少作品，其实你最初都是为无知的个人写作。”阎连科强调，这是我们必须要弄清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一动机他进一步说明，“就阎连科本身来说，或者说我这代作家几乎人人都是这样，最初的写作非常清楚，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为了逃离土地，为了进城，为了有一份工作。饥饿和革命，是我这一代作家永恒的主题。‘文革’的时候，所有农村都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我是1958年出生的，1977年恢复高考，今天说起来非常荒诞，考语文的时候，大家开始写作文，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规定一篇作文不能低于2000字，500格的稿纸大概4页，那时候你可能出于种种原因爱好文学，你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但是你能把作文写得很长。写完第4页我就举手，在同考的40多个学生里面第一个跟老师说我的稿纸不够用，能否再给我一张。老师非常吃惊，赶快给我一张稿纸，还把我的卷子拿起来说，大家看，这个同学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字也非常工整，他的稿纸都已经不够用了，像这样的同学一定能够考上大学。从此我非常坚信我是能够考上大学的，因为老师就是那样说的。考完试我每天在家等，过了一个月什么通知都没有，但是在二十多天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通知说让大家报志愿，农村孩子不懂报志愿是什么意思，老师说报志愿就是你想到哪个学校去读书，就把那个学校写在右上角的志愿格里。大家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北京，每个人排队到老师那里填，班里从第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每个人都填北京大学。结果可想而知，我们那个县连中专都没有一个人考上。”

　　阎连科和莫言的情况很相似，都是从农村到部队。阎连科说，“在去部队之前，从来不知道小说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而且在20岁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外国小说，看的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中国革命题材的小说几乎全看过，但是从来不知道外国小说什么样。我的写作是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的，这时才知道短篇小说不要超过一万字，知道有《人民文学》，有《解放军文艺》。我这一代人，只要大家说实话，就都会承认，最初的写作谁都不是为了文学本身，我们可以想象文学的起步有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