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茶馆》剧照

　　6月11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人艺承办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正如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所说，重视艺术总结和学术建设是北京人艺多年来形成的传统，本次研讨会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历史·当代·未来”为主题，50位参会代表就北京人艺的发展历程、艺术风格等话题讲述往事、发表看法。

　　60年，走出一条中国话剧的光辉之路

　　面对北京人艺走过的60年，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戏剧评论家廖奔回顾了中国话剧走过的百年历程，“这期间中国话剧逐渐走向民族化、艺术化和正规化”。最初，中国话剧经历了日益摆脱认知误差，逐渐成熟化和艺术化的过程，曹禺的出现让这个过程定型，随后它又经历了日益民族化和普及化的过程，“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让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在民众中生根，然而战乱时期的动荡环境也始终制约着话剧艺术品质和品位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北京人艺，在廖奔看来是在和平稳定的局面下全面进行话剧艺术民族化探索的最大成果，“和话剧创作在初创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仓促不同，北京人艺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艺术探索”。60年前建院之初，北京人艺的4位创始人经过42小时的深入讨论，确定了办院方针：把北京人艺建设成为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式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际方法的中国自己的话剧院”。

　　在剧院建设和艺术质量上的高端化、正规化、精致化，成为北京人艺追求的目标。廖奔认为，这些决定了其演出的整体感，而导演焦菊隐和曹禺、老舍等戏剧大师的作品使北京人艺能够保持高规格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演剧风格。廖奔将其总结为京味儿现实主义，“京味儿是它的呈现方式，其内核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方法”，这种风格在演出老舍戏剧的过程中形成并经由后来者如何冀平等剧作家的追随而发扬光大。

　　建院之后，经过近30年的奋斗，话剧《茶馆》走出了国门，又经过了10年，北京人艺获得了“国家级艺术殿堂”的称号。对此，北京人艺原艺术处处长张帆很感慨：“北京人艺成了没有‘国’字头的国家级艺术殿堂，真是来之不易。”历史总让人感怀，中国剧协名誉主席李默然形容北京人艺走过的60个年头“既平坦也偶尔遇到过坎坷，但为中国话剧走出了一条光辉之路”。

　　值得总结的人艺经验

　　“作为话剧界的长者，我不希望全国的话剧院团都成为北京人艺，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北京人艺在制院方略、建设话剧阵地上的许多举措值得中国话剧人研究总结、认真学习。”李默然认为，北京人艺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上树立了典范，无论是第一创作的剧作还是二度创作的导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均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中国话剧界骄傲的人才，保证了剧院的创作演出始终有着旺盛的青春活力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在李默然看来，北京人艺的可贵还在于，它是一个艺术理想清晰、艺术追求明确、艺术创作态度严谨的剧院，正因如此，它能够从来不受任何杂音的干扰，恪守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所以，北京人艺才会出现哪怕是在舞台上跑一辈子龙套的演员也会被人民誉为表演艺术家的现象”。北京人艺在艺术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做法也为李默然称赞，“在创作演出中既不忘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会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进步、紧跟时代，从而做到了守住本来的、吸纳外来的、着眼未来的。”

　　60年间北京人艺的风格得以形成和延续，在廖奔看来，是因为一方面北京人艺具有强大的创作机能，能够不断推出新剧目，使其演出风格不断复制和延伸、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长期实行剧目保留制度，让一些成功剧目常演常新，“演出这些剧目是继承传统最有效的方法，也为剧院的艺术积累和风格延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两个外国学者眼中的北京人艺

　　1983年，北京人艺赴日本访问演出，在东京等四个城市演出了《茶馆》。那是日本翻译家饭塚容第一次观看中国的话剧，这部话剧让他和中国话剧特别是北京人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走上了研究中国现当代话剧的道路。几十年来，饭塚容观看了北京人艺的多部话剧作品，以一个海外学者的身份和眼光感知着这个剧院在不同年代的风貌。1992年，饭塚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进修，适逢北京人艺40周年纪念演出，他再次观看了《茶馆》，并看到了更多的北京人艺剧目：英若诚和朱琳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濮存昕主演的《雷雨》等。“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能够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一流演员和代表性剧目，机会非常难得。”饭塚容说。也正是这些剧目让他彻底迷上了中国话剧，从此成为北京人艺的固定观众。2002年的50周年纪念演出，除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茶馆》等复排的经典剧目，饭塚容还看到了小剧场新作：《无常女吊》《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他的感受是“经典剧目风采依旧，同时新人新作层出不穷”。时光来到2012年，饭塚容对过去10年间的多部剧目印象深刻，《哗变》《白鹿原》《我这一辈子》《关系》等。如今作为海外学者代表在研讨会上发言，饭塚容不禁感叹：“北京人艺不仅是我作为一个戏剧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980年，北京人艺首次走出国门带着《茶馆》去德国演出，将中国的话剧展示给世界观众。之所以能够成行，离不开一位外国友人的帮助和推动，他就是西德学者乌韦·克劳特。1974年，乌韦来到北京，作为外国专家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翻译家英若诚，随后也认识了他的好朋友于是之。1976年，乌韦第一次观看北京人艺的《茶馆》，“看后彻底爱上了它”，“看了好多遍”。他于是有了一个想法，将《茶馆》介绍给欧洲的观众，当即他给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写信。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包括曹禺都觉得这是做梦，“欧洲人怎么能懂中国的话剧？”连乌韦自己都没想到，民族剧院很快回信，决定邀请《茶馆》去演出。1980年9月起，《茶馆》奔赴德国的多个城市和法国、瑞士等地演出。国外观众能否接受，一开始谁心里都没底。但事实证明，外国观众认可了这部戏。乌韦回忆：“以前外国观众觉得中国是一个遥远的神秘国度，但是通过这部戏他们发现，中国人和所有国家的人一样，会遇到好事和坏事，大家都有痛苦，有爱情，突然就觉得这个国家并不是那么遥远。”当时有文章这么写：“我们离中国只有30米远。”30米，就是观众席到舞台的距离。乌韦还记得，当时一家德国剧院的领导看了《茶馆》后很激动，跑到后台对演员们说，“在你们的戏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主角，你们的戏很国际化，达到了世界水平，可以去全世界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