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喜欢小提琴，但没条件拥有，可望不可及。1948年初我穿上了军装，考上了东北音工团，团里有几把小提琴，但都分给会拉琴的大同志，分给我的是一只竹笛，我只能整天与竹笛相伴。当时东北战场我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随着辽沈战役的展开，在炮火硝烟中，我们音工团也随同部队从北向南行动慰问演出。经常演唱的歌曲有《解放军天天打胜仗》、《攻大城》、《钢铁部队进行曲》等。辽沈战役胜利，我们进了沈阳，我们音工团整建制地调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脱下了黄衣服，换上了蓝衣服。我被分配到音乐系第三班学习小提琴，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一头扎下去，刻苦努力地学起来，我需要比其他同学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五线谱。到庆祝新中国成立演出《黄河大合唱》时，我已担任了乐队首席。l953年初我参加赴朝鲜战场西海地区慰问部队，就是身背着一把小提琴、一只笛子、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我们小分队17个人用的手电筒、电池、灯泡以及吸烟同志的香烟等物品，我负责大家的生活，我们住在坑道里，这些物品必不可少。我们爬山、涉水、过封锁线，还要躲避敌机的扫射轰炸。每天演出2—3场，我就用这把小提琴和笛子为林寄语等歌唱演员伴奏，为刘守义、杨继武作曲，胡海泉吹奏的《唢呐协奏曲》伴奏，我们人太少，节目也太少，我不得不凭着记忆背录下程云、沙莱作曲的小歌剧《胜利年》以充实我们的演出节目。我们在坑道里、在战场上、在朝鲜老乡家的坑头演出……朝鲜战场的半年多生活，和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朝夕相处，对我的教育很大，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我进入东北音专作曲系学习的第二年，写出了《幻想曲》、《青年圆舞曲》两首小提琴独奏曲，并由金在清、韩忠才两位同学演奏，受到大家欢迎。《幻想曲》还出版了单行本钢琴伴奏谱。早在1950年，我还不懂作曲时便凭感觉写出了我的处女作小提琴独奏《秧歌舞曲》，由年仅12岁的刘钢在舞台上演奏，辽宁电台广播。著名作曲家吕远曾对我说过，他当时也演奏过《秧歌舞曲》。在后来我写的一些作品当中，一有机会我便会写上几段小提琴，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写作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时，其中的第七段就是一段深赋感情的小提琴独奏。虽然我挚爱小提琴，但由于练琴过度，加上抗美援朝初期挖防空洞，我的右腕患了关节炎，在沈阳、大连等地多处医治都不见好，终至不得不放弃小提琴演奏而改学作曲并从事音乐写作至今。

    “光荣历史，优良传统，延安鲁艺有新篇。高举旗帜，坚持道路，开拓创新更辉煌。”这是我为沈阳音乐学院写的两句话。

    今年是沈阳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她的前身是延安鲁艺、东北鲁艺、东北音专；1948年11月进入东北鲁艺，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有了干菜、大米、白面，之前在东北音工团没有菜金，没有牙膏、香皂，粮食不够，每天必须吃一顿稀饭。东北鲁艺不仅教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音乐的意义和她应走的道路，可以说奠定了我一生的音乐走向。在东北音专的学习打下了我一生从事作曲工作的基础，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校长(后改成沈阳音乐学院他是院长)李劫夫很重视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不仅设立了民族音乐系，还规定作曲系的学生必须背会50首民歌，学习两门戏曲。后来我写电影《地道战》的音乐就得益于在校时学习了河北梆子，影片中板胡领奏源自河北梆子的音调广为流传。历届作曲系毕业的学生秦咏诚、雷雨声、谷建芬、杨鸣、藏东升、朱广庆、沪灵慈、徐占海等作曲家的作品都赋有民族风格和生动的旋律。昔日的东北音专——今天的沈阳音乐学院已是一个拥有数十万平方米校舍，三个分校区、一万多名学生的现代化音乐学府，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纪念大会上200人的《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心，30多个国内外院校长研讨会令人刮目相看，但他们仍然谨遵延安鲁艺“根植民族、融入时代、砺练品质、服务人民”的光荣传统。

    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也从一个初小学生，成长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在几十年里，我写过许多作品，其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年代，1973年我写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在改革开放年代，2004年我写下了大型声乐套曲《小平之歌》。最近，一些单位与我联系，准备上演《小平之歌》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啊!难忘的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