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讥讽书法写俗字、别字、讹字的读书人为“尺二秀才”，大约始于宋代。

    据孙奕《履斋示儿编》，说南宋杨万里（1124－1206，字廷秀）考校湖南漕试，看见预备录取的首名试卷中有俗写的“尽”字（当时只以“尽”的繁体字写法为规范，余者皆摒斥），即令黜落。同僚们不理解，请教杨万里，杨曰：“明日揭榜，倘若外间喧传（喧哗传播）科场取得个‘尺二秀才’，则我辈何颜见人？”

    杨万里的态度很鲜明，一则反对读书人在试卷中写当时认为不规范的“尽”字，二则怕翌日他人议论“科场取得个‘尺二秀才’”，自己颜面不好看，遂不问此事有无退让的余地，先下令黜落了那位秀才。

    杨万里的大道理加小心眼，让秀才因为一字之误丢了功名，确实有些残酷；可怜的是，那闷在鼓里的秀才并不知道“尺二”的写法有碍考校们的法眼，以后依旧“无边‘尽’字滚滚来”，倘若又恰逢杨万里张万里考校，这段冤头公案何时了结？

    “尽”字，俗写为“尺”字下加“二”，实自草写的“尽”字而来，只是草写的上半部与“尺”似是而非，小有区别。随意翻检古代书迹，不难发现，历代书法家于“尽”字的写法虽然小有差异，但还真没有依从俗写作“尺二”字的。也就是说，孙过庭、米芾、文征明等，与王羲之、宋克、沈粲、王守仁等笔下“尽”字，上部俱从草法，区别只在下部（即孙过庭等在下半书“二”，而王羲之等书“一”）。看来，在书法史的大家中还没寻着一位“尺二秀才”。

    杨万里，本南宋大有书名的书法家，其《诚斋集》有跋米芾帖自述学书语，曰：“万里学书虽遍参十万，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来未曾拈书，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见秦王也”，颇为谦逊。其传世墨迹有《首夏清和帖》、《题袁起岩本兰亭》等，《宋史》四百三十三卷有传。

    杨万里因“尺二”黜落秀才，意义在维护汉字的规范书写，不能一概斥为“考官意志”。汉字书写的规范，就是民族文化的社会约定俗成性。这一点，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有句话讲得很精彩，曰：“汉字的书写必须有规范，而且大家都必须遵守规范，这就叫守规矩。守住文字的规矩，等于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历史。这样大家都能当断文识字的文化人；如果没有规矩，大家都乱来，我们这一代中华子孙都会成为字盲了，更况后人外人！” （1990年2月4日）

    ● 近来论者评书法丑俗常举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的“好到极处，俗到极处”语，引之为“要好极，必须俗极”或者“好极须俗极”佐证。因论者断章截句，并未引出全文，易生误解，故笔者认为大有必要援引全文作一释解。

    据《书史会要》，此出于明代中期学者庄昶（1437-1499）对同朝书法家张弼（1425－1487）的草书所作的评语。

    当时有人以张弼草书请教庄昶，庄曰：“好到极处，俗到极处。”又问：“如何则可（怎样做才可以呢）？”庄曰：“写到好处，变到拙处。”又问：“何居（为什么呢）？”庄曰：“所谓行墨因调性者是也。”

    统共三句话，貌似简单，因是古汉语，不易解读，却很耐人玩味。

    庄昶，字孔旸，号木斋，南京江浦人。举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嗜古博学，豪迈不群，因卜居定山二十余年，人称“定山先生”。后迁南京吏部郎中，罢归，卒，追谥文节。有《庄定山集》，《明史》卷一百七十九有传。

    先解第一句。在庄昶看来，张弼草书“好到极处，也俗到极处”。这里的“好”，意指见赏见爱，讨人喜欢。以“俗极”说“好极”，结果毕竟还是“俗极”，所以似褒实贬。

    单论“好、俗”，并不难解。然而，事情变化一旦失度以至极端，往往会出现反向发展的意外。张弼草书的失度（过分张肆狂怪）正是其失误所在。换一个角度看，庄昶实际上在告诫学书者“不可好至极处（极端），若到得那极处，便会俗到极处”。

    那么，张弼说的前八个字是否想表达“要好极，必须俗极”或者“俗极即好极”等意思呢？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庄昶的第二个回答“写到好处，变到拙处”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写（创作）与变（变化、变通）的关系，一是好（见爱）处与拙（自然）处的关系，都没有“要好极，必须俗极”或“俗极即好极”的意思。这八个字是针对“如何则可”说的，那就是“欲要写到见赏见爱处，须要变化到自然处”。由此，不难正面理解庄昶的观点：创作能发挥到理想状态，应是变化到朴拙自然的境界。

    这一点还可以从庄昶的第三句话得到补充。

    “何居”之“居”（音基）乃古汉语中比较少见的句尾语气词，相当于“乎”；“何居”就是“何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谁居？其孟椒乎”。“行墨”，即行笔写字，笔墨运行之谓。庄昶说“（这就是）因调和情性而行笔写字”，正是希望书写者通过笔墨运行的书写实践来改善自身的情性。

    至此，很容易联想到明代解缙在其《春雨杂述》中论及书艺求精时说的“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间隔之间），体合选化而生成之也，而后为能学书之至尔”。解缙认为“能学书之至（善学书的至上境界）”，须在忘情笔墨之间，通过手从心妙（心手调和的作用），不觉客观外物与主观自我之别，才能“体合选化”而成艺事，而后达到善学书的至上境界。古代汉语的“选”，有个特殊的字义，犹言“万”。“体合选化”，即“体合万化”，应对自如。显然，此言艺术创作的自由度。

    张弼，字汝弼，松江华亭人，号东海，成化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迁南安知府，政绩甚卓。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名著当世。信手作诗，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人好其书，辄为人持去，与当时李东阳、谢铎等诗书家友善。

    张弼书学怀素，纵笔作草，同朝评骘多褒扬溢美之词。例如王鏊《震泽集》评曰：“（张弼）其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堕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流落人间，虽海外之国，皆购其迹，世以为颠张复出也。”以“疾、矫、欹、瘦”形画其草书，又将张弼比作“颠张复出”，显然是过情之誉。独董其昌评张弼书法曰：“（张）东海在当时以气节重。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然行押书尤佳，今见者少耳”（见《容台集》），一则仰重其气节，说其书因其人品而重；一则只拈出行押书作评，避热趋凉，巧妙地留下余地。

    品评书艺往往容易因人而异，好恶及艺。世有忠奸，是非当前，固然不可不计，然单论书画艺术，亦自有其优劣高下之评。庄昶乃成化二年（1466）的进士，与张弼龙门同榜，但未因张政绩卓著，失实褒扬张的草书，而是实话实说，直言张弼酒酣兴发所作的狂书醉墨美中不足，批评公允，令人肃然。今人作论非但不解庄昶的苦心，还断章截句，误解其意，可乎？

    胡乱挦扯古人捧场，周谷城先生谓之捉鬼抬轿。

    （199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