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功先生好幽默，也善幽默。什么话题，经他一说，妙语连珠，脱口都是笑料。

    有一次，两位满族诗人书法家来北京拜访启功，偶然说起有些干部退居二线后到诗词学会或书法家协会充当诗人书法家，有的甚至利用“余热”还成功地当上了会长或主席的事，启功笑道：“这没什么奇怪的，用杜甫的话说，不就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嘛！”又说，“当过官的，也不是不能作诗人书法家。只要诗和字写得好，谁当都可以。李杜苏黄，也当过官，但他们的诗书画能让历代的文人都五体投地，就没啥说的。这跟唱戏一样，你在家怎么喊，自康自乐，没人管你，可你要粉墨登场，对不起，就得看大家伙儿的认可了。总不能你想上什么角儿，就上什么角儿吧？”

    当听到某某既不会作格律诗也写不好毛笔字，笔下错误频出，竟然书写过让麾下会员们哭笑不得的“惊世害俗”、 “也度无人舟自横”时，启功开怀大笑，说：“我看‘也度无人舟自横’，胆子好像还是小了点，何不来个‘不见苏黄笔自横’呢？那就更‘惊世害俗’了！”

    （1997年12月17日）

    ● 启功先生的幽默是出了名的。有的话，过耳也觉平常，细作体会，却意味深长。

    年前报上抨击色情场所的“三陪”现象时，启功先生说“有的‘三陪’就不能取缔”，看见大家奇怪，他就乐了。原来他说的“三陪”另有所指。大家追问，他方笑眯眯道：“文化人的‘日常三陪’是‘诗书画’，这能取缔吗？取缔了，在家大眼瞪小眼啊？”又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位老师早上陪自行车子上班，回来陪老婆子做饭，晚上陪儿子写作业，“这‘三陪’是他自个儿的事，取缔得了吗？”又说“我们常陪领导开会，陪不请之客坐着耗时间，陪人家出书题签写序。你我都想取缔，取缔得了吗？”

    待大家同意他这些观点了，他话锋一转，又折回本题，说“书画界有的‘三陪’确实应当取缔”，那就是“陪首长题词剪彩，陪主人和记者吃饭，陪学生署名（学生著书，老师挂名）。”接着，启功先生还专门对这种“三陪”作了说明。

    他说，“人家首长是管这摊子事的，题词剪彩，应该；论理儿，这些本来是首长们的活儿，怎么现在都派到书画家头上来了？到处让我们题词剪彩，那我们的活儿呢，谁干？其次，陪吃饭，也不对。人家办个展览，容易吗？有朋友帮忙，忙乎好几天，主人招待一下，应该；我们来看展览，又学习又收获的，还吃喝，不对吧？最后那一陪，叫‘陪学生署名’，我那是确有所讽。你想，写字画画的学生，著一本书，容易吗？老师强行署名，还要署在学生前面，稿费又拿大头，还讲理不？”

    启功先生对“三陪”的借题发挥，幽默而且精辟，可谓鞭辟入里。这是他对当今书画界诸多怪异现状深沉思考后的一针见血，冷峻得像是狠下的一剂良药。冷嘲也好，热讽也好，只要能一针见血，句句点穴，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遗憾的是，当今书画界缺乏这样的批评。

    已至溢美谀媚之声盈耳不怪，忽地有人棒喝一声，如果还要忌药讳医，无动于醍醐灌顶，那就说什么也没用了。

    （1998年2月7日）

    ● 在军事博物馆看《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五周年全国书法大展》。见十数人围住条案，正在听一位获奖的中年作者传授其染纸的方法。此人说听过笔者讲课，算是学生。晚来的人闻此，也借机怂恿他再讲一遍。

    他自创的染纸方法不难操作。字写好后，将赭石和青蓝颜料调水，并稍加淡墨，然后在作品的反面用软刷染纸，干后再刷第二遍。三遍后纸上会现出氤氲状花纹，看似清水涟漪，又似云烟缭绕，奇妙莫名。赭石和青蓝的调色以七三或八二比为宜。他获三等奖的作品（册页），即用此法染纸，效果的确不错。

    问他何方人氏，答曰：“小地方——湖南娄底。”我说“娄底虽小，湘乡名大，也不简单。”他说以前来北京曾去看望过一位朋友，朋友之妻在电话里问“你从哪儿来？”他答：“娄底。”朋友妻忙道：“什么？已经到楼底下了，那就快上来吧。”

    此人姓陈，名怀玉，善楷书，几得晋唐风韵。幽默人，大都性格直爽。

    （2006年6月29日）

    ● 安徽收藏家汤国钰来寒舍小坐，示余一本清代咸丰年间书法册页残本（九面）。此本大部被烟火熏黄，多处有烧残痕迹，唯七页墨迹尚清晰可观。此为火灾劫后余物。问何处得来。答：“购于马鞍山乡下。按一页八十元计，七页五百六十元成交。”此乃诗家自书题咏之荟萃（存十四首绝句）。从所存的题咏看，仅得见四位诗家。又题头有“歙”、“游（损半）春”等字，估计是歙县地方诗社春日雅集抄录之物。

    其中第三四首诗，行书，仿佛赵松雪笔意，署名是“椿年王茂荫”。这着实让笔者吃惊非小。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年间进士，曾任过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因在十九世纪中期提出货币改革主张，被马克思写进了《资本论》，名振海内外，是中国早期的一名金融改革先锋。若果真迹，价值可翻百千倍不止。

    现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中段原有明代始建的安徽歙县会馆，入清以后安徽进京赴考举子渐多，会馆（商馆部分）迁至前门西河沿，原馆成了接应举子的试馆。据说，王茂荫当初就在试馆北院住过。其著作可见后人辑刊的《王侍郎奏议》。

    王茂荫学问宏博，且卓有识见，绝非等闲之辈，面对清朝廷的腐败无能，他何曾不想大有作为？为解通货膨胀的燃眉之急，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9月上《条议钞法折》建议朝廷发行大清丝织钞币，被议驳。两年后，即咸丰三年（1853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又与左都御史花沙纳，协同制定了官钞章程。咸丰四年（1854年）4月，屡败不馁的王茂荫提出持银票人可以向国家兑现的“兑现法”。若得果行，有望解决当时户部官票、大清宝钞的贬值风潮。结果，遭到咸丰的“严行申饬”。没想到，中国清朝三起三落、锐意改革的王茂荫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八十三条注释中介绍了中国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并且无不担忧地写道：“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异国知己的声援，哪里诊治得了不可救药的清王朝痼疾？而且，对于马克思这样举世闻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王茂荫生前也是“不得而知”。然而，这段佳话借《资本论》长存，料能给后人以教诲。

    当然，王茂荫也曾经多次提出过清剿太平军和农民起义军的“肃匪”方略，但是因为这些方略跟他出的那些经济好主意一样不被廷议所纳，故不幸也幸。这倒让他晚年返里时面对饥馑困厄得已经忍无可忍的百姓，多少还有几分庆幸。

    岁月奄忽，迄今沧桑已逾百三十年矣。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王茂荫了。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概不会忘记他。尽管从册页上应酬的诗歌墨迹看不出他死不服输的倔强个性，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当永远保留着他忠于学术、勇于改革的精神。

    王茂荫出现在册页残本上，可能是晚年返里的一次偶然亮相。册页上的数行墨迹，不过是他作为文化人留与历史的一次淡如云烟的掠影。掠影如同短暂的回眸，黯然而让人无法释怀。诗中的“无奈残花飘忽去，斜阳流水送归来”，很像是他晚年对自己三起三落的人生险旅发出的最后哀叹。从财政上挽救大清王朝的企望成了泡影，故里的境况也无法抚慰落魄失意的蚀骨伤痛，他不久便长辞人世了。

    最可恨的历史恶作剧——成，未善英雄；败，未惩奸邪。

    （1995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