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中国文联”成立也已60年。在这60年里，我的正常工作都在漫画。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算起来，我的创作经历至今已有６３年之久，而实际上只有５３年。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人整了１０年，受迫害遭流放，自然被禁止发表漫画。

    漫画是语言的艺术，原是在报刊上发表意见的画。漫画诞生于１８世纪初的英国，直到２０世纪初，我国封建制度被推翻后才传进来，才出现我国的漫画家。到现在也有百年了，但流行历程却是非常坎坷的。早年情况我不了解，后来我知道的就有许多漫画家如丁聪、廖冰兄、汪子美、肖里等先生因为画漫画而含冤被严惩达20多年之久才得平反。

    以前在国民党专政统治下，我国报纸上大多是见不到这种漫画的，只有上海有一些漫画期刊出版。可能因为那时我国政府贫弱，在帝国主义威胁下，不得不允许在上海建立租界，其中还有治外法权，我国政府不能干涉，而那些国家是不禁止漫画的。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７年我在上海时，才见到报纸刊物都有这种作时评的漫画发表。那时我就是以漫画创作为业的。因为抗日战争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作战的，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在此后那两年里，还是在两党联合期间，报刊发表漫画，上海国民党当局不能干涉。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军在内战中溃败，为安定其后方，在上海就严禁报刊发表漫画。漫画家因此受严重威胁，纷纷逃避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在那里我还是以漫画创作为业，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我进《新民报》任编辑，一年后调到《人民日报》。时值朝鲜战争，报刊上纷纷发表漫画作战争宣传，也有一些针砭时弊的漫画（讽刺画）发表。１９５７年，中央发动“反右”的政治运动，讽刺作品均被严禁，讽刺漫画的作者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受长期流放，遭监督劳动的严惩，20余年后才被平反。我因讽刺杂文《过堂》，也被划为“右派”，不过当时我所在部门的领导手下留情，未被当作罪犯，仅存档未公布，留观后效。后来在“文革”时，被政治运动积极分子的后任年轻领导以“漏网右派”罪名把我“揪出”，被流放达１０年之久，以致家破人亡。“文革”结束后，我获平反，恢复原职。杂文《过堂》已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杂文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世纪中国杂文读本》（华文出版社），也得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秋，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我应邀参加了。在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祝词，我听到有一句，大意是不要随便把文艺作品和政治联系起来。我当时的理解是，不会再划“右派”了。正因为１９５７年把讽刺作品看成政治问题而把作者都划成“右派”，此后人都不敢画讽刺画。而讽刺正是漫画所运用的艺术技法，倘取消讽刺，也就是取消了漫画的主要作用。小平同志的话实际上是对漫画讽刺的解禁，对漫画创作和我国漫画艺术的发展非常重要。我想把那句话的重要性用漫画公开展示出来，于是向报社领导（“文革”后我已从美术组转到国际部上班）请两三个月的假，筹备我的漫画展览，获得批准。两个月后展品准备完成，于１９８０年８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品中，有一半（５０幅）是新创作的针砭时弊的讽刺画，如《武大郎开店》《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庙小神灵大》《告状》等都是讽刺某些领导的。这些漫画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政治运动时，是非常可能把作者划为“右派分子”的。

    展出次日，《工人日报》就登出了漫画展消息和展出的漫画《武大郎开店》，接着《人民日报》也登了出来。漫画展的消息引起各地一些漫画工作者的注意，专程来北京观看。展览一结束，展品立即被山东美协毛云之同志借去，在济南市展出。紧接着各省美协来借，于是就在广州、上海、天津、重庆等各大城市巡回展览。北京先后共展出两回，天津展出三回，广州展出两回，１９８６年还在香港展出一回。

    以前著名的动画影片，都是在漫画家指导下完成的。著名的动画影片《小蝌蚪找妈妈》《金猴降妖》《牧笛》《山水情》等，都是著名老漫画家特伟（盛松）导演制作的。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管动画制作任务。我国漫画艺术的顺利发展，离不开漫画家的参与。漫画在我国流行百余年的经历极为坎坷，直到１９７９年第四次文代会后，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才获得较平稳的行程，使漫画艺术的发展顺利前进。不仅作为评议的漫画，幽默的漫画也日见繁荣。许多大城市纷纷建立动漫基地，促进动漫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