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在左联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夜月》、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时期，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春天》不是“幻想”是“预言”
60年前，新中国如一轮朝阳正透过阴云喷薄欲出，神州大地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1948年12月12日，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茅盾（沈雁冰）创作了一篇小说《春天》。他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道：“春天来到大地，有迟有早。各人所经历的春天，也有多有少。劳动英雄常为民现在经历的是第四个春天，可是‘开会专家’华威先生还是第一回暴露在春光之下。”接着，他以生动的叙事语言写了华威先生（茅盾说：“我有意借用张天翼创造的这个典型人物。”）如何以“自由主义”运动民主人士的身份插脚各种社团进行活动的故事。小说结尾写的是：“春来了，一切有生机的都在蓬蓬勃勃发展，呈现它们的活力；但陈年的臭水沟却也卜卜地泛着气泡。”
《春天》在1949年1月香港出版的《小说》月刊发表后，“在国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大家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将要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后来也鲜有人道及。”茅盾说。而日本的评论界很快有了反应，他们把《春天》称之为茅盾的“幻想小说”。对此，茅盾说：“其实，它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的‘预言’。”他“预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会出现的“新”与“旧”的生活和人物的故事。
这篇“预言”小说是茅盾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此后他就再也未写过短篇小说。此前，茅盾已经创作出许多短篇杰作，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野蔷薇》、《宿莽》、《春蚕》、《泡沫》等。人们提到茅盾的短篇小说，首先就会想到《春蚕》，它和《秋收》、《残冬》被文学史家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春蚕》写成于1932年，《秋收》和《残冬》完稿于1933年。创作期间，中国农村特别是江南一代乡村农民破产、“丰收成灾”的现象日益严重，许多农民因为破产而负债，甚至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茅盾观察、关注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社会景象，在心中酝酿、创作出了《春蚕》这篇杰作。小说描写江南农村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的悲惨故事，老通宝勤劳俭朴、忠厚老实，具有韧性和忍受精神，却因循守旧、受封建旧意识毒害深刻，是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则豪爽、热情、乐观，具有独立见解，认识到农民的命运单靠勤俭劳动即使累得背脊骨折断也不能翻身。他和老通宝冥顽不化的封建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正在觉醒中的中国农村新一代的农民形象。茅盾通过小说形象对比地描写了两代农民的言行，展示了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秋收》、《残冬》是《春蚕》的续篇，其时代风情与地方风俗交相辉映，仍然适时地提供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大变化的生动场景和历史画面。
“农村三部曲”既体现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整体的独到把握和敏锐观察，在人物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生动性上，又体现出其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夏志清评论《春蚕》说：“整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茅盾几乎不自觉地歌颂劳动分子的尊严”，是一篇“人性尊严的赞美诗”。朱自清称赞“《春蚕》、《秋收》，分析得细”。
收在《春蚕》中的《林家铺子》也是茅盾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它叙述“一·二八”事变前后江南水乡小镇上一个小商人在军阀混战、农村凋敝、洋货倾销、社会黑暗的环境中苦苦挣扎而最终破产的故事。小说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林老板这个小商人的形象。由于身处在乱世之中，他虽然精明能干，善于做生意，但是仍然难以继续支撑，不仅要拿银子四处打点，连自己的女儿都差点被局长抢去，无奈之下只得逃走，小店被迫倒闭。其批判锋芒直指令人无法生存的黑暗社会；而林老板的商人性格和故事，在今天读来也可以映照出现实生活中一些商人的内心世界。
茅盾短篇小说中还有许多，如《报施》、《创造》、《大鼻子的故事》、《色盲》、《诗与散文》、《石碣》、《手的故事》、《水藻行》、《小巫》、《烟云》、《有志者》、《自杀》等，这些佳作普遍受到人们高度评价。如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创造》，文学评论家邵伯周称，“作品对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描写得极为细腻，具有独特的风格”；再如《水藻行》，日本国立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是永骏说：“《水藻行》是一篇短篇小说，然而，可以说，作品本身所处的地位与《大地》不同，作者茅盾以其高度的文学精神在作品中创造了闪烁出现实主义光辉的真实性。”文学史家认为，茅盾在短篇小说领域里开创的“社会分析”小说的创造模式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
上述茅盾的短篇小说与《春天》有所不同，不是“预言”，而是“写实”，但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作家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艺术创造并以别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典型化了的产物。它们与鲁迅的短篇小说杰作一起，在中国新文学的长廊里光彩夺目，永照文坛。
《蚀》、《子夜》，生命之火在胸中燃炽
茅盾的优秀短篇小说一直为人们称道，但他是以长篇小说蜚声文坛、影响读者，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文学的作用的。他的长篇小说系列，开创了史诗式长篇小说文体，组成了茅盾人物系列里最光辉耀眼的时代人物长卷。
茅盾的长篇小说创作，始自《幻灭》。他根据一年多来经历的大革命中的一些人物、事件，以及原来写下的一个小说提纲，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发表时用什么笔名却颇费周折。后来，他想到当前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就随手在《幻灭》的题目下面写了个新的笔名：矛盾。叶圣陶认为小说写得很好，但是对于笔名，则建议把“矛”改为“茅”。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有了“茅盾”。
不久，茅盾又发表了《动摇》、《追求》，两年后与《幻灭》合成三部曲以《蚀》为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蚀》的扉页上，茅盾写下这样的题词：“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茅盾说他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他写自己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他说：“我严格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喜欢茅盾小说胜于喜欢巴金小说”的乐黛云认为，茅盾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在《蚀》中，茅盾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时代女性的二型’，这二型实际上是跟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学其他的作品里面看到这种类似的‘贞女’和‘妖女’的不同的类型。在中国革命当中，这两种类型有着特殊的、独到的内涵”，“在讨论世界文学的女性的二型的时候，我想，茅盾的作品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一席地位”。
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子夜》，是茅盾长篇小说中最著名的作品。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茅盾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第一部叫《棉纱》，第二部为《证券》，第三部是《标金》。然而，他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都不好处理。最后他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小说。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这个提纲，我们可以从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读到。“大纲”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经发表，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辑。这几章“大纲”，是如此详细，简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缩本！
为了写这部小说，茅盾继续多方面地积极地进行创作准备。他先是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遇到的那些同乡、亲戚、故旧，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竞争，使得中国各地的丝厂纷纷倒闭。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
茅盾后来写道：“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人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因为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他找了个做交易所经纪人的朋友带他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朋友向茅盾说明了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以及什么是“空头”（卖出公债者），什么是“多头”（买进公债者）。茅盾还在交易所观察到，一些无稽的谣言竟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他感到，“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这部小说的书名，茅盾原拟为《夕阳》。全书写完后，他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子夜》。他说：“‘夕阳’概括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浊、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仅包含着旧中国黑暗的一面，同时也象征着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了。”书名的更易，正反映着茅盾的思想在创作中不断深化。
１９３３年２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十分重视，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瞿秋白评论它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现代文学史家高度肯定《子夜》的史诗性结构方式和叙事特征，认为“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罕见的”。
茅盾其他的长篇小说如《虹》、《腐蚀》、《锻炼》、《霜叶红似二月花》（包括续稿），在当时和以后也都引起了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文学史家认为，茅盾与其他写自我经历为主的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理性的小说家，他有着较大的气度、气势和气魄。茅盾认为，“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所以，茅盾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他是社会分析派的创始人及代表作家，也是彻底改变五四运动以来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并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说家。
茅盾的小说适应了上世纪３０年代生活内容的变化，对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作了新的拓展，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深广度的可能性。在茅盾的手里，中国的现代长篇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
使“枪”又使“刀”：《小说月报》、《清明前后》……
在茅盾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１９２０年秋，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为适应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由于在这之前，他已为《小说月报》处于半革新的几期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论》等文章，实际主持了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事务，为此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请他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
茅盾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一号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论文和评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的６篇创作，耿济之、孙伏园、王统照等人的译文，以及郑振择的“书报评介”和沈雁冰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
《时事新闻》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这第一号，写信热情赞扬，并提出了一些希望。茅盾写信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还在萌芽时代。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并且说：“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这，就是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茅盾的抱负：让中国的新文学走向世界！
１９２５年春，茅盾接手编辑《政治周报》。１９２７年春，他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４月至７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３０余篇。以后，还编辑过多种文艺刊物，如４０年代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文学》、《译文》主编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抗战以来，茅盾写了４部长篇小说。１９４５年夏，在使了多年的“枪”后，他使了一回“刀”——创作了话剧《清明前后》。剧本以国民党的“黄金案”丑闻为背景，写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挣扎、觉醒的过程，以及小职员李维勤购买黄金受害的遭遇，深刻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
《清明前后》公演后获得很大成功。不少工厂的老板看了演出大为感动，居然慷慨解囊，包场招待他们的职员、工人看“白戏”，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等６人还特地设宴招待茅盾和赵丹等主创人员。众多的读者进一步认识了茅盾：他不仅是个大小说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在现代文坛上他还是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外国文学翻译家、报刊编辑家、文学教育家、文学社团组织家、世界文学活动家……可以说，茅盾几乎在文学的各个方面精通“十八般武艺”，而且有不同凡响的卓越建树。
１９４５年６月，王若飞代表党中央指出，茅盾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茅盾所走的方向就是“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奋斗了一生”
１９４９年２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茅盾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７月，茅盾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会上作《在反动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文协主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担任文化部部长；此后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担任文化部部长的１５年间，撰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和文学研究论著，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培养青年文艺人才、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１９６４年，茅盾调离文化部。在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当他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时，就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而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它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他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地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负责恢复和重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工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主要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茅盾诗词》、《茅盾文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译文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长篇小说《锻炼》、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等。
茅盾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诞生于浙江桐乡，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病逝于北京。党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籍，党龄从１９２１年算起。胡耀邦同志在茅盾追悼会的悼词中指出：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赞扬他“几十年来，勤勤恳恳，殚精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１９９６年７月，在茅盾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李铁映代表党中央又肯定茅盾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创作、评论和研究的一面光辉旗帜”。
２００６年７月３日，在中国作协和文化部召开的茅盾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上，金炳华指出：“茅盾先生一生勤奋创作，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茅盾先生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理想追求和人品文品的杰出代表。”
当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重读茅盾的作品、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将从茅盾的１４００余万字的著作、约２５０万字的译著中，从他一生的光辉事迹、伟大精神中，受到启迪和感召，可以去更热烈地拥抱社会主义中国春花秋实的日日月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