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硕　１９４５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为上海中国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画艺委会主任，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历任美术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

    １９８１年：作品《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１９８４年：创作《好老师》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佳作奖；作品《亲人》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首届上海文学艺术二等奖。

    １９９９年：作品《热血》获“时代风采——庆祝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美术品展”一等奖、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

    ２００１年：作品《正气歌》获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上海美术作品展二等奖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作品《画家》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百年中国画”画展，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２００２年：作品《热血》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作品《先行者》等５幅入选全国政协举办的上海当代中国画优秀作品展，并赴京展出。

    ２００４年：作品《西游记》插图，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

    韩硕总给人们以一种不紧不慢、温文尔雅的感觉，这种谦谦君子风度使他平易近人，绝无名家的架子，就连他的作品，也是那样恬淡清雅，令人赏心悦目。其实，他的内心是坚韧的，在不张扬的表象下，是不懈的追求和激荡的热情。他就像一座活火山，虽然看来宁静安谧，然而，沸腾的岩浆一直在努力积聚着力量。

    《热血》是他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作品，这幅以七君子为描绘对象的主旋律人物画作品，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成为了韩硕中国画创作的里程碑，它展示出韩硕人物画的最主要特征：略带变形的人物形象、疏落有致的构图特点、简约婉转的笔墨处理，以及清雅蕴藉的深邃意境。

    自从在第九届全国美展荣获金奖以来，韩硕的历史人物画就被视为一种范式，它融合了传统中国画灵秀温润的笔墨，又凸现了富有时代感的人物造型，以及纪念碑式的群像组合。在看惯了庄严而又过于沉重的历史画之后，韩硕的作品以其清新而又不失稳健的艺术风格在画坛上独树一帜，仿佛是在一大堆青铜巨像中突然出现一座汉白玉浮雕，为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增添了一道别样风景。他的画告诉人们原来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笔墨去表现。他的创作充满了智慧和机敏。

    韩硕的人物画得益于他早期的连环画创作，而连环画和书籍插图给了他很多实践的机会来磨练技法。当然，从美术学院毕业的他有着扎实的造型基础，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笔墨又决定了人物画不能拘泥于真实的写照，于是，韩硕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在传统笔墨统摄下的人物造型处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制与传统教育方法在观念上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把西洋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美术学院强化了学生的造型能力培训，其结果便是学生有很强的写实和写生的功力，但对于传统笔墨，则有所欠缺。可以说，中国绘画语言在现代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一大胜利。而这场胜利的代价便是传统笔墨在现代绘画中的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传统绘画技法脉络的趋于断裂。然而，韩硕的人物画却用自己的实践创造出了既具有传统笔墨韵味，又具有现代绘画图式的新颖语汇。他把传统笔墨的写意性特征抽绎出来，作为绘画技法的最基本语汇，再结合写实性的造型手段，并将后者纳入到前者的规则之中，通过旧瓶装新酒式的改头换面，来树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这看似简单的创新之法却充分显示出韩硕性格中聪颖过人之处。面对难题，他总能想出捷径，用旁人不曾想到的便利手段去化解。这就是韩硕举重若轻的艺术手段。

    韩硕的人物形象并不刻意摹真，这是由他的写意性笔墨技法决定的。长锋羊毫的软绵使得画家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互相抵触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产生出偶然于必然的痕迹，这时，经验对于创作者和欣赏者同样重要。创作者需要对笔墨恰到好处的控制，而欣赏者则需要读解“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道理。中国传统绘画的奥妙，大多在这笔墨之间了。韩硕对笔墨的把握，虽然说不上是古典式的，却也继承了传统笔墨的精髓，应该说是“金蝉脱壳”式的复用，提按腾挪间线条袅袅，变化不多，但绵绵生韵，显示了画家灵活的手法和简约的风格。和线条简练的呼应，便是惜墨如金的处理了。韩硕总是能充分地挖掘出毛笔的含水量和生宣的晕化度，在水与墨之间周旋。他很少用浓墨重彩，而是尽量把水墨的表现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而这，又恰恰强化了他作品的写意性和抒情性。

    韩硕作品的抒情性特征既是由笔墨个性所决定的，又是他对画面苦心经营的结果。虽然他很少画繁复的内容，但越是少的内容构图也就越困难，尤其是大幅画的作品，只有寥寥几个，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位置的安排就大有推敲了。韩硕最善于利用画面的空白部分营造气氛、烘托主题。他常常把古人“计白当黑”的观念发挥到极致，大片的空间不仅给观者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也给画面增添了悦目的形式感。而这种极具现代意味的形式感又与当代人的欣赏习惯相吻合，从而形成视觉上的冲击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克莱因的观念：因为空无，所以充满了力量。

    韩硕曾说自己喜欢画古典题材，并认为那是对现代都市喧嚣生活的厌倦，对简朴清雅闲适生活的向往。他内心的理想，在读解古典文学作品中会不期然觅到踪影，然而，他也画了不少现代题材，从《画家》、《热血》到《正气歌》，以及《邓小平》、《太行山上》，一直到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南昌起义》，都反映出画家的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如果说主旋律作品的创作有着艺术以外的创作动因，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要获得艺术以外的成功就更为不易了。从建国初期的政府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开始，主旋律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中徘徊。尽管近年来百花齐放，主旋律作品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但其写实性、严肃性有余，抒情性不足的特点却始终未变。而用中国画形式创作的主旋律作品更是如此。因为追求写实而摒弃了许多国画自身的技法特点成为画家或自责或无奈的选择。韩硕以他过人的艺术感悟力使其作品脱颖而出。而这其中的佼佼者《热血》的出现，无疑增添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新范型。

    这次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韩硕承担了《南昌起义》这一题材的创作任务，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新的挑战，或许将会是他艺术新追求的起点。和七君子截然不同的是，南昌起义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更大，历史内涵更丰富，怎样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恰到好处地在展现历史场景和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挖掘出传统中国画笔墨的现代意义，成为创作的关键点。

    油画家黎冰鸿创作的《南昌起义》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作为参照，韩硕把创作的突破口放在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上。韩硕的《南昌起义》以中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为出发点来建构画面，在高３米、宽６．3米的巨幅作品里，他将人物和建筑平面铺开，营造了一个既恢宏大气又疏密有致的总体效果。

    作为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南昌起义场景的再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过于拘泥于细节、刻意强调真实的再现既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更不适用于中国画这样的艺术样式。在推翻了最初的单纯群像式构图之后，韩硕又将注意力放在了发掘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场景构建上。如果说把圆弧形的台阶横向拉伸成左右展开的直台阶为宏大场面的铺陈提供了一个空间基础的话，那么，真正体现韩硕匠心的，则是如何构建宏大场面本身。

    依然是领袖群像加士兵欢呼的场面，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群之间、人与建筑物之间、人与兵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变得异常复杂。

    领袖人物被安排在台阶上，每个人的姿态都有着历史真实的依据，又有合理想象的处理，警卫员、勤务兵的穿插显示了韩硕人物群像处理上的老到经验，它避免了领袖单调站桩式的造型，丰富了人物间的节奏，而这种节奏与欢呼的士兵的节奏相呼应，形成统一贯通的整体气势。

    左右两群士兵的表现费尽思量，不管是服饰、兵器，还是发型、动作，既要符合历史事实和人物身份，又要各有千秋、异中求同。韩硕巧妙地将步枪作为最重要的道具。一方面，枪的密集使拥挤的人群有了共通的媒介，同时更主要的，高举向上的枪支形成了一股股向上升腾的气势，将士兵们兴奋之情渲染得有声有色，富有寓意。当然，激动的士兵与稳健的领袖们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强化了各自的身份特征；而建筑物拱形门窗的处理又恰到好处地成为了连接领袖和士兵的又一种媒介，或许，我们在这里可以隐隐联想到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和大卫的《贺拉斯兄弟的誓言》。

    韩硕的《南昌起义》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它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电影大片”式的创作意识，具有更加突出创作者个人对历史画理解和认识的成分，同时在人物神态姿势的处理上更加不受拘束。

    韩硕又一次以出色的创作，诠释了主题性创作的历史含量和艺术魅力，使我们对于他的作品，又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