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道隆先生走了，我却没能送他最后一程，斯世诀别，心愿未偿，怎能不让人伤痛！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8年秋末。十年劫难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筹备复社。人员流散，编辑部四处收罗还是难以为继。谁可堪用？谁尚不足？出版社领导也心中无数，于是只好借调，试用一段时间，有了初步了解后方可决定用或不用，我就是被借调者之一。试用了一段时间后，时任文学编辑室主任的王维玲告诉我说总编辑要跟我说话。那时的中青社还是一个环环相套的四合院，从总编辑办公室到各部各室都窝在一个个房间里，门首也不挂标牌。我一个个房间找去，最后才在一间小南屋里找到总编辑阙道隆先生。早就听说，他曾是上世纪50年代的赴苏留学生，可坐在我面前的他却是一身瘦小，只感到那身套在他身上的褪了色的蓝布制服从衣袖到衣襟处处肥大，唯有那双透过高度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不时闪出岁月熔铸的平和与洞见。我这才想起，其实我们经常在院子里擦身而过，只是他貌不惊人，又过分内敛，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是出版社的总编辑。他还是话语不多，只谦和地笑笑说，从我的档案到我的作品，和我为某部书写的审读意见，他都看过了，他对我满意，并嘱我安心工作，因为出版社需要我这样的编辑。谈话不长，但已通了心，几个月后，我就正式调入中青社，成为文学编辑室的文学编辑。我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个平淡又惊喜的结果。其实，在那个年代，调入一个“文革”期间被“发配”到外省的干部是周折百般的。他和王维玲先生找到老社长朱语今，朱老先生凭他的资望（朱曾历任《新华日报》编辑、团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等职）亲自给团中央、中组部层层打报告，才获得这样的结果。

    1983年年末，为了减却去美签证的磨难，我决定绕道西非（妻叔叔在那里开有进出口公司）赴美与妻儿团聚，不想，在那里办赴美签证时也被打回，我被误在那里。亲戚劝我再等，我则度日如年。正愁肠百结间，阙先生率编辑部全体同事写来一信。此信别致，每人只写几句话，唯阙先生写得最短，曰：“想家了，就回来。”海外飘零，读着这封情真意笃的信，我竟不禁唏嘘。没想到，我与之从无交往、内敛到几近木讷的阙先生的话却最是触到我的痛处。我于是拨开种种纷乱的思绪，决定回家，回到我昼夜思念的父母弟妹和爱我与我所爱的领导、同事身边，回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翌年夏末，当我重新回到中青社上班时，阙先生给我的是睽违经年的醇厚的笑；已经升任副总编辑的王维玲先生则热情飞扬地告诉我，出版社正筹办大型文学期刊《小说》，已决定由我做副主编和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明确地告诉我，他们仍是那样需要我、信赖我！

    转眼到了90年代初，四川作家吴因易创作的三卷本历史小说《唐明皇》出版告竣，为表彰作者的创作成绩，绵阳市政府决定在绵阳召开《唐明皇》小说作品研讨会，并请中青社代邀在京的新闻单位、著名评论家等赴绵阳。为此，吴因易还专程来京，说此会为市政府所办，市委书记和市长将出席主持，希望我们也能对等安排。阙先生听后笑笑说：我参加，具体事宜就由硕儒全权办理吧。我于是邀请了蓝翎、何西来、张炯、雷达、曾镇南、何振邦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可谓阵容强大、名人荟萃。可从开幕到闭会，两三天会议中，阙先生除一个简短精粹的发言外，始终笑眯眯坐在那里，一切的主持安排却全权交我。我开始有些不适，几次要他出面，他却温厚地笑笑：你做得很好，就这样，别再谦让了……会议成功结束，人们记住了我，却没几个人还记得那位始终微笑不语、质朴瘦小的总编辑阙道隆。

    我不知道阙先生的家世阅历，也不知道他的阅读理念，只知道“文革”前他曾是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主任，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他一直是中青社的总编辑。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青社曾是海内文学出版方面的一支劲旅，不少名家名著都曾出自这个院院相套的四合院中，可阙道隆的名字却知者甚微。想到今天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唯恐自己风头不足的人和事，更觉得道隆先生为人为文之可贵。他寂寂地走了，愿世间知道，在新时期文学中，还有过这么一位曾经在文学沃土中默默耕耘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