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王世襄先生于2009年11月28日9时在北京逝世，遵照先生生前遗愿，不搞遗体告别，家中不设灵堂，心情十分沉痛。我又失去了一位令我十分钦佩的老师。

    我和王先生认识是在1975年，记得是在元旦前后。我是1975年10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物局的。在沙滩红楼集中学习培训了一个月，我和刘兰华两个又被分到故宫博物院业务部。我在宫廷组负责保管古代家具。当时宫廷组是大组，20多人，我的年龄最小。老一辈师傅们都很关心我，鼓励我好好钻研古代家具知识。时值1975年年底，故宫因天冷不进库，我便天天进图书馆，查到了王世襄先生和朱家溍先生关于家具的文章，我又多方打听两位老师的情况，然后利用周末时间到家中拜访。得知故宫来了个大学生专门保管和研究古代家具，王先生非常高兴，这回家具门类的研究后继有人了。我和先生谈得很投机。此后便时常登门求教，有一次，我提到明式家具的“壸门”，因为我所看的文章都写的是“壶”字，所以我一直念“壶门”，王先生立刻纠正说，这字不念“壶”，念“壸（kǔn）”。现有刊物印“壶”，是因打字机字盘没有这个字。即使印成壶，在这也要念“壸门”。回来之后，我查了字典，“壸门”指皇宫里的门。王先生纠正了我的错误，在先生指导下，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我由衷地感激先生。

    1985年，王先生编著《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收录故宫20多件家具实物，从提目录到办手续提文物照相、写文物说明，都是我配合的。有一次，王先生因编书的事约我到他家去一趟，我说我要等小孩放学接了孩子再去，王先生的夫人袁大妈特地为我的两个孩子煮了青杏水，还放了不少糖。

    1992年，我写了一本《中国古代家具》，13万字，请先生审稿，先生十分高兴，特地为我题写了《中国古代家具》的书名和序言，还在序言中对我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1999年，王先生与朱先生一起编缉《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竹木牙角卷时，我也大力协助。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通过协助先生编书多学些专业知识，编委会名单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初学者，但两位先生提议把我作为编辑助理印在书上。又有一次，先生对我说，他在故宫办点事很难，好多人把所管文物及资料把得很紧，怕别人知道，将来自已写文章不新鲜。你与他们不同，毫无保留。我说：“我希望您尽快出书，是想尽快读到您的书，您用50年积累的学问，我可以用5年接受。没有您的书指导，我也要用50年，读您的书，是一种提高业务的捷径。”

    王先生业余爱好广泛，养蝈蝈、养蛐蛐、养鸽子，什么都好。我父母家住昌平，有一次跟王先生说，我要回昌平，我们家野地里蝈蝈、蛐蛐多的是，给您逮点来。先生说，昌平蝈蝈肚子太大，叫得也不脆，不如香山八大处的好。我说，哪天您到八大处逮蝈蝈、蛐蛐，我陪您去，说不定比您逮得快。袁大妈说，你别逗他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他真要去。王先生学富五车，但没有一点学者架子，见谁都笑脸相迎，无论身分高低，年龄大小，先生都一视同仁，跟谁都谈得来。

    多年的交往中，先生深知我爱看书，时常有针对性地送我一些书。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先生亲自签字后送到故宫。那天我正在实录库内工作，先生在门外喊我，我出门后，他把书交给我。当时我心中万分感动，这是我们家第一本又厚又大的书。此后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锦灰堆》等先生都忘不了我。我也把先生送我的书视为珍藏品，舍不得用。而日常所用，是我自己花钱另买的。

    王先生关心我的学习，先后为我推荐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胡文彦老师、陈增弼老师；经王先生介绍认识了张德祥先生和龙顺成家具厂的陈寿洪先生；1999年，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去香港办展览，王先生得知后，写信给香港朋友，让我认识了伍嘉恩女士和叶承耀先生。从认识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互相探讨，共同提高。

    王先生是当代大学者，他不管钻什么，或玩什么，都能作出学问来。他有关蝈蝈、蛐蛐、鸽子等的专业著作，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对文博事业的奉献使众多的人都怀念他。作为他的一个学生，就更加怀念他。没有王先生的指导帮助，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王先生，我将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