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许多的节日，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在林林总总的节日中，总有那么些格外隆重格外讲究的节日。尽管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度里很多时尚的人们兴过洋人的情人节、圣诞节、感恩节。但，春节依然是中华民族最看重的传统佳节。

    儿时的我，对春节有着浓厚的兴趣，老巴望着春节快些到来。从腊月初就将奶奶教给我的口诀，天天当歌一样唱着：二十一不着急，二十二进城去，二十三萝卜担，二十四敬灶司，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糍粑做，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猪杀，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夜过大年……还要背诵许多吉利的话语：如百事百胜，人财双发，五谷丰登……奶奶还告诫我春节不能哭脸，更不能说“死”字，实在要说这个字时，只能讲成“喜”或“洗”。记得我八岁那年的正月初一下午，家里那只与我十分亲近的大花猫突然死了。我伤心得不得了，但不敢哭，只耷拉个脑袋坐在灶堂边偷偷抹眼泪。奶奶迈着三寸金莲来到我身边，问：“晚宝，怎么歪在灶边不出去玩呢？”我赶紧将泪脸往膝盖上一蹭，嗡声嗡气地说：“奶奶，大花猫……洗了。”奶奶是仁慈宽厚的，她明明看见了我的泪水，知道我哭过，但装着没看见。在我身边坐下来，拉住我的小手抚摸着，软语款款地说：“我的乖孙孙，真懂事。花猫洗了就洗了吧，它年岁大了，迟早要洗的。开春后奶奶一定再给你弄一只小猫回来养着。”有了奶奶的这一番安抚，我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每年的大年三十夜，全家人都必须从头到脚洗干净，各自穿上崭新的衣裤鞋袜，我们小孩子的口袋里装满炒花生、瓜子、红薯片一类平常难得吃到的零食，然后到姑父家去守岁。姑父是在县城工作的，是我们村里最富有的人。每年三十夜，我和哥哥们都要围坐到他家的灶堂边，为了那五角压岁钱，硬挺着坐上几个时辰，眼皮子睁不开了还不离开，直到拿着那五角钱，才磕磕绊绊地回到自己家，爬上床和衣而睡。可没睡上多久，便被母亲从床上拉了起来，洗脸梳头，一家人全聚到堂屋里给祖宗灵位烧香磕头，给正襟坐在首席的奶奶和长辈们拜年。而后放一挂长长的鞭炮，一家人围坐到堂屋的饭桌边吃年饭，每个孩子的碗里都有一只黄橙橙肥嘟嘟的大鸡腿。年饭吃完，天才麻麻亮哩。那种神秘、那种庄严、那种喜庆的感觉牢牢地长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了都不曾淡化。

    青年时代的我，每逢春节将至，心里就怅然若失。记得在北大读书的那几年，每到放寒假的前几天，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忙着上街采购物品回家过年，而我却郁郁寡欢地躲到图书馆看杂七杂八的书报。因为父母过世了，自己感觉无家可归，好多个春节都是独自住到宾馆写东西看书度过的。

    后来自己有了家，有了儿子，中央电视台又有了一年一度的大餐——春节晚会。于是，每年的大年三十，给儿子压岁钱，给家人做年饭。餐后洗洗刷刷忙得精疲力竭后，坐到沙发上看春节晚会。节目精彩时笑一笑，节目平平时就打打盹……如此而已，平平静静地过了春节。再找不到儿时那种对春节无比渴望无比神圣的感觉了，甚至还有些害怕过春节。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一过春节就格外忙碌？一过春节就意味着又老了一岁？这两个因素是有但还不是主要的。儿时那般巴望着过年，是因为只有春节才能穿上新衣裳，才能大块吃肉大碗吃饭，才能啃上稀罕的大鸡腿，才能有五角钱的压岁钱。一年到头难得有餐饱饭吃的贫穷生活，当然对春节有着无比的向往。而现在，生活富裕了，一日三餐想吃啥就吃啥，天天跟过年没什么区别。莫说五角钱压岁钱，就是五百元，我那儿子接到手里也不会惊喜。我想，这可能是春节意识越来越淡漠的原因所在。不知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贺晓彤，湖南省古琴协会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50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