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健忘，体衰笔钝，试写雷加，无从下笔；卷纸收笔，又无法忘他。

    平日，他话很少，可他站在面前，那高大、结实、粗壮的北方硬汉之体态所予以视觉冲击的大气，就是对你的一种语言；然而，他绝无豪言壮语，睿智的浅笑，浓于长者之尊的慈慧，也是对你的一种语言；集会散场邀你同行，默默从身边而过在肩头的一拍，那也是对你的一种语言；过去“反这”又“反那”的“批判”、“交代”会上，听说他也是严然沉肃地将材料一撂，悲壮地说声“请组织审查我”则拂袖而去，睿智的浅笑已被这硬汉虎背熊腰之背影所激化为正气的浩然，这当然是另一种语言。

    新中国成立后在部队最先读到的下发的图书，几乎全是解放前上海以俄商名义办的“时代”出版社所出的苏联和俄国古典文艺作品，那当然是含金量极高的精神财富。不久，总算有几本中国作家写的新著下来，其中就有雷加的《春天来到鸭绿江》。后来知道书中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安东造纸厂当厂长的生活，而且他还是东北解放区第一位获得“模范厂长”称号者。这样一位同志，是作家，我也看他是写作这一行之外的，一位工业战线的英雄。对他也有份超越了文学的敬意。

    和他有接触，当然是因为相互都会上丁玲同志那儿。

    当年在那敌人重重封锁的延安，作家的读者面有限，他们有扩大读者面向国统区宣传抗战、宣传根据地的责任。丁玲则利用她30年代在上海和“左联”的关系，介绍了不少延安作家的作品到国统区发表。雷加的第一篇小说《五大洲的帽子》就是这样发表在周鲸文于香港主编的《时代文学》。小说还是写丁玲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方的生活。为此，他还说过，丁玲应该会喜欢这篇东西的。我倒没有听丁老太太说过此类的话，她倒是这样告我：

    “雷加这个人可不简单。文化人有多少钻营仕途，想谋个一官半职，他硬是有官不当，本来是可以当大官的，还远离官场，也不上‘作协’任职，除了私下有些作家朋友，也不往里头掺和。挂在‘轻工部’领饷吃饭，人家也不会撂给他什么具体事务，让他安心写作。他老呆在下头，潜心‘生活’，写出来的东西不论你怎么评价它，总是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对雷加的人品，这也是个“不简单”的评价。当年，丁玲也介绍过他的作品到胡风主编的《七月》，一旦“反胡风”，自然少不了麻烦，险些被打成“胡风分子”。丁玲一打成“反党集团”，他心里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新时期，这些事情都闹明白了，相互间来往自然多一些。但我还没有看过他好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老远的跑来，三言两语的，将他要交代的、所通知的说完了，抬起腿就走了。我从旁说上两句留客的话，他也没有理会。头一回，我会诧异地望着他出门的背影，老太太则说：

    “不用管他，雷加就是这样！”

    我想，若不是人性中的感情在相聚之中才有了却相互牵挂的欢愉，那么，只为办事说几句话，现在家家都有电话，足以提供此种服务和方便，可是他就是要用那两条腿老远地走来，真是有点让人糊涂。为此，我也细心观察他这样的匆匆来去。他坐下来说的那几句话，不论什么内容，都是很认真、严肃的，当过兵的人，看来近似战地谈军机。几句话之后，加以老太太那儿也是人来人往的，他望望别人：“我说完了，走了，你们忙吧！”他也就说走就走了。事无巨细，都登门相告，除了他说的“借个机会出来走走”，还是对老太太的敬重，也是办事的郑重。

    1993年3月，在丁玲故乡湖南桃花源召开纪念她去世7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头天天阴，晚上黑得很早，报到时，已谁也看不清谁。翌晨的开幕式上，不仅雷加，连平日很少出门的老一代延安的评论家陈涌及许多外宾都来了，真是盛会。散会时他走到身边说了一声：“你的《丁玲传》不错，不过，应该，也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以他对丁玲的感情，以丁玲传奇的一生所深刻于时代的风云，他的话，不论是批评，还是期许，我都深受感动。因为，在此之前，作为作者，我也没有看到此书。它是时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所批，买了几百本送给大会的礼品书，出版社特地赶制出来首批送到桃花源的。这就是说，这本64万字的书，从头晚报到时赠到他的手，哪怕粗翻一下，这晚他也睡不好觉，合不好眼，真是难为他了。我心里，对他也靠得更近了。

    这个会上，大家很愉快，来的多是丁玲生前的老战友和学者，我在其中算较年轻的，当时也年过花甲了。春寒时分，空气潮湿中的寒意，倒容易淡化此地所名之为“桃花源”的乌托邦之所想的浪漫。大家兴致很高，屋外春寒料峭，屋里春意浓浓。围坐在一起，兴致来了，竟然相互“拉歌”、“拉戏”地叫出“节目”助兴了。高兴得，闹得，一个个都站了起来，中间空出个小圈子，像乡里赶集看跑江湖的野台子戏。我逼得也出了节目，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同我正对面站着的雷加，他情绪高涨地鼓掌、吼着嗓门地叫好，真像孩子们耍得起哄似的，我看着他，张嘴唱的时候几乎都要笑台砸锅了。这是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雷加。散场时，他从身后过来用手轻轻拍了下我的肩头，我也跟他走了。他头一句话就是：“你受过专业训练？”8年后，在大连的专业团队演出中我也凑兴下来，一位后来到了中央的同志走过来问我的也是一字不差的这7个字。正因为是对领导，何需啰嗦，说声“没有，只是从小喜欢”也还得体。对雷加，由此可说的就多了。我告他：中美建交，家人通过政府找到我之前，我的成份定的是“孤儿”。抗战爆发，8年离乱，为了生计，我几乎要跟跑马头的小戏班子，沦为替“角儿”端水、提靴，自己若练不出来，在台上只能是跑龙套的，等下又等下的小戏子。直到后来被教会收留读了点书才识几个字的过程，我对他都粗略地说了一遍，不想，由此却引出他一段有深意的谈话。

    那是抗战时期，他被错当做“汉奸”、“特务”抓起，手铐、囚室、写不完的交代、写那永远无法想明白的材料。无休无止的耗废生命，没完没了的精神折磨。“不过，此事前后折腾还不到一年，比你儿时生计难继，‘反右’后又是21年，这就好多了！”说到这些伤心事，他反而想到别人之难，真是一位难得的好人。而且，他还深记这一过程之中所无有打骂、逼供刑的事；中秋节李华生部长所送他的两个月饼；当年的乡长李树祥那样关心他，常给他送些吃的，他夫人伊苇包着《解放日报》的那双毛袜也是托李树祥送进去的。世上还是好人多哇，康生这老贼也得到报应了，此时回想往事，他也超然于自身所受之害，高瞻历史，哗然的阔笑，冲散了当有的怨尤，是对那些荒唐事的辛辣嘲讽。

    人的精神，能有这样的境界，不易。

    这些年，我作了癌变体切除手术后，住在乡下保命，再也没有见到雷加。不过，还少不了在电话上互报平安。身体稍好，香港一家文化期刊要我半休半工作，向他约稿，请他记述一些此生山川之旅、文化之旅时，不想，一个原本声如洪钟的人，竟然说得我不免感伤了：

    “良沛，我已经像个文盲一样，坐在那里半天，思想空白地对着白纸，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好像‘老年痴呆’了，可在别的事上还不‘痴呆’，看的，想的，都不糊涂，不知道是什么不治之症，还好，还能读书看报，就这么过下去吧！”

    我再也没有勇气往下说什么了。过90岁的人了，还要他写什么呢？我这不是无事找事吗？在我印象里，他那体魄总似永远的年轻，但人总有老的时候。他住的右安门大街，是北京的黄金地段，50年代试行作家自给制时，光是他那三部曲的版税，买的已不是一个四合院了。可他一直住在夫人伊苇作为“轻工部”的老司长的机关宿舍。过去在北京百多平方的房子不能说窄，却无儿孙满堂全家福的居住条件。何况，孩子们大了，都有自己的家，再孝敬，这么大的北京也得将大家隔得老远。此时，写了一辈子的人，既未老年痴呆，又动不了笔，老伴又走了多年，我不敢想他怎样“过下去”。后来是凤珠同志告我：有个女孩子照顾他的生活，他不能写了，反而教这个孩子电脑，到了能给她找到一份合适她的工作时，他也送她走了。后来东北老家又来了个小女孩，他还是这样，似祖孙相依。

    一位本当颐养天年的老人，别人也不忍要他还做些什么，但他仍然不只是在为自己活着。这正是雷加！

    听到雷加辞世的消息，我很悲伤。这一代作家已经消逝了，时光把他们交给了历史。

    雷加的生命是很顽强的，以94岁高龄，春节还能参加作家的联谊会，表明他对生活的兴趣。那天中午我们曾在一起吃饭，他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书《生活的花环》。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文学回顾，书上的题辞、签名、笔锋仍然潇洒遒劲，我们都祝福雷加活成又一个文坛百岁老人。孰料不过月余，他竟忽地撒手告别人间。雷加女儿刘甘栗说：父亲最后一刻几乎是瞬间到来的。他一生都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连死都是这样利索，没有遭受病榻缠绵痛苦，很符合他生前雷厉风行的作风，或许这是上天对这位东北硬汉最后的眷顾吧。

    如今，一晃，他走了又快一年，94岁辞世，在我们乡下是当白喜事操办，无任何苦痛折磨的安然而去，更是好人好报。趁自己还没老年痴呆之前，琐记此文，寄我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