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英同志走了，走得这样仓促，这样突然！仓促突然得令人简直不敢相信，令人实在不甘！是不是作了一个梦啊？

    但这却不是梦，而是确凿又确凿的现实。当我接到孩子们的电话匆匆赶到医院时，她已进入昏迷状态，孩子们伏在耳边一声声唤她，说您好歹睁睁眼，看是谁来了，谁来了？她挣扎着挣扎着睁开了眼，立即笑了，叫出了我的名字，手抖动着，想必是想和我拉拉手，或是触摸我一下吧，可怜却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哪里还是一向高声大嗓、活蹦乱跳的罗英！我忍不住把脸伏在这手上痛哭了起来，只觉得那手还在挣扎着抖动、抖动，人却又昏迷了过去……

    我责怪孩子们，怎么早不叫我？我们半个月前还通过电话，她说是几个月前得了肺炎，已经好了，再养养就没事了，怎么又变出了肺癌呢？！孩子们说：“是妈妈不让，妈妈说，阿姨也正病着……”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她糊涂，你们也糊涂！？你们明明知道癌症有多种治疗方法，我还认识那么多抗癌明星……”孩子们也责怪自己：“我们也是很晚才知道，原来住院时是肺炎来的，后来好了出院，什么时候转了，妈妈一直不曾告诉我们实情，也不肯再住院，是我们不顾她再三阻拦，找了医生才知道的……”

    孩子们痛痛地哭着，我还能再说什么？在心里骂她糊涂，癌症是挨得过去的吗？也骂自己糊涂，当时怎么就没再细问问呢？可细想想，这也才正是罗英！还是那个军帽扣在头顶、军衣肥肥大大、从来是那么不以自己为意、喜笑颜开又严格自律、唯恐麻烦了别人，当然，更不愿意麻烦的是组织和亲人的小八路！

    我认识她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小八路已经成了老八路，当时我调到儿童剧院创作室，她是院领导。可她实在不像个领导，整天扎在演员队和演员平起平坐，排起戏来也没点导演的架子，谁有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对了她就大声称赞，说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说错的也可以认真地慢慢解释，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也不伤和气，凡是她错了的事一定会真心实意地道歉。下去演出时和演职员一起装卸舞台，扛起道具景片也是一溜小跑。有个别的导演看不惯，说有失尊严，是在邀买人心，这样别人还怎么干活？可这样不但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普遍尊重，还带正了作风。她特别让我佩服的是在赶排节目时，永远一鼓作气，事在必成！即使剧本再粗糙，也绝不使编剧难堪，而是想方设法地给你出主意，甚至组织演员做生活小品，千方百计地调动作者和演员的创作积极性和艺术想象力，一来二去地，不知怎么就把戏打磨得八九不离十，演出时大受欢迎，于是皆大欢喜。年轻时，只以为这是导演艺术，慢慢懂事了，才明白这是胸襟、是气度、是人品，是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员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看家本领和革命传统。

    那时儿童剧院曾排演出多少群众欢迎并伴随着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优秀剧目啊！不少孩子成人后还纷纷来信说，这些剧目给他们留下了终身的记忆。坦率地说，也给我这个年轻编剧和年轻的演员们留下了终身的记忆、帮助我们健康成长。但罗英自己却丝毫不以为意，她是那样热情地帮助同志，常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办完之后就忘记了。记得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志因政治原因将下放东北，可她身体极差，如果去了北大荒，是绝无生还的可能了。我自己当时处境也很难。于是找到罗英对她说这位同志很小参加革命，很有才能，如能保下来，将来在儿童文学上肯定会有贡献，儿童剧院现在这样缺编剧，能不能借此把她调来？她立即热情支持，在党委会上两次提出，均被否决。我十分丧气，可她决不放弃，又是找老战友，又是四处奔波，终于木偶剧团接受了她，那位女同志一直健康地活到了现在，并且果然在儿童文学上做出了贡献。罗英原来根本不认识她，现在更是完全忘记了自己付出爱心和劳作。偶然在报上看到那位同志出了书，得了奖，或听到谁谁谈及时，她总是那样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要不是当年你想方设法保护她，把她留在了木偶剧团……”倒好像功劳成了我的一样！

    你们看看这个人！除了叫人感动，还能说什么呢？

    年轻的时候，只简单地心仪这些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小老革命，似乎自己永远也无法企及，历尽沧桑之后，才辩证地懂得这些无比忠贞、纯洁、认定目标一往无前的小八路们，他们那种与革命血肉相连、和人民群众情同骨肉的素质也许确实是我们这小知识分子永远难以企及的，但他们原来也有由于经历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局限，那就是过分天真、简单化，不怎么善于思考，以致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纷繁世事。

    果然，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给了罗英沉重的打击。开始我们也和大多数人民群众一样欢欣鼓舞，认为是反帝反修、防止复辟的唯一之路，甚至自己很快被“揪”出来也能正确对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哪能没点儿误伤！但随着不知怎么自己就成了反革命，而且反革命越来越多，不是叛徒特务，就是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很多久经历练的老革命和知识分子就开始疑虑，或沉默或观望思考，而罗英却仍然盲目轻信、积极，记得当时我曾悄悄向她诉说我许多想不通的问题，劝她可不能还那么一根肠子紧跟、傻交心啦！她却一下子把脸拉了下来，从没那么严厉地批评了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心眼子多，关键时刻过不得硬！对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爱侣的惶惑、疑虑也是爱之深、责之切，没能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对那些激进的造反派更是毫无戒心，人家找了来就对他们热情洋溢，以为他们还是当年那群围着导演转的小演员呢，人家问什么就说什么，还一如既往地给人瞎出主意乱支招儿，结果人家几派恶斗时，生生把她打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字报铺天盖地，斗得死去活来！不但让她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更令她心疼难忍的是还招致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战友的误解，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其实，罗英当时要不这样，也就不是罗英了，小八路就是小八路，有着别的经历人群难以想像的忠贞、单纯、热情、积极；同时难免也有她个人经历烙印下的盲目轻信所带来的简单化、粗疏、甚或莽撞的局限性，这原是无法求全责备的。

    难得的是，无论苦难多么深重，罗英毕竟挺了过来，不但独自把几个幼小的孩子抚养成人，而且仍然一如既往地满怀热情地为下一代东奔西走。丢掉的是孩童式的梦幻，增添的是沉默的坚强。

    记得１９７６年我们一起去山西深入生活，那正是“四人帮”天怒人怨已濒临垮台的前夕，因为“戏剧没有了、小说没有了……”，于会咏的文化部下令大抓创作，偏偏他们的御用文人不怎么争气，抓了半天也不见结果。于是“皇恩浩荡”，要在没最后定性的“黑帮”里找一批人，在“严格监督”下带罪效力，去写和“走资派”斗争的戏。当时由几个国家剧院合并组成的中国话剧团好不容易恩准了几个人，罗英和我忝列其中。

    我们一合计，眼皮子底下太易罹罪，还是远走高飞为妙，于是提出“受审查”多年，脱离生活太久，为便于严格管理，还是下部队为好，而下部队呢，也是越艰苦越边远的军区越利于思想改造……真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呀！那帮蠢材立即把我们派到了山西运城军分区，还指示一定要下到最边远的地方！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些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的老文艺工作者怕的不是艰苦，怕的只是党内的奸佞和他们的耳目，艰苦的地方新贵们是不肯去的，而一到群众当中，我们可就如同鱼儿进了湖海，更何况还有罗英这个小八路！更何况运城军分区艰苦的地区虽多，但它隶属山西军区，而山西军区的徐政委还就是罗英的老上级，于是虽然艰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革命队伍中的亲切关怀和无边温暖，于是一下子接续上了历史，我们终于逃出了“四人帮”黑色囚笼重又回到了真正红色的革命大家庭。我们每天不是下连队，就是上县武装部，不是去探望军烈属，就是钻当年地道战的老地道，除了随时得警惕“四人帮”爪牙外，简直就和“文革”前下生活一模一样，日夜栖身在老区群众的怀抱中，听了多少当年的英烈故事，耳濡目染了多少红色传奇，人民群众对战争岁月的伟大贡献，对革命队伍的深情厚谊，点点滴滴地沁入心田，受到的震撼和教育是终身难忘的。

    可能因为太劳累，也可能因为太动感情，我三天两头感冒发烧，罗英一边笑话我，一边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她牙疼了好几天，却丝毫不动声色，直到我有一夜梦中惊醒时，发现她竟两手托腮弯腰坐着，我惊问她怎么了，她这才丝丝拉拉地说牙有点疼。我走近细看，哪里是有点疼呀，整个牙床都肿了起来，还有大片的糜烂……真不知她是怎么整天不动声色地照常在群众家中吞咽粗粮的？急得我一叠连声地催她快上医院，她却斥打我说：“不告诉你，就是怕你咋呼！不想想咱们现在什么身份，千万不能给徐政委和武装部的同志们添麻烦！”看着她丝丝拉拉地生忍着，我的眼泪劈里啪啦地滚下来……

    一夜夜地陪她坐着，我这才慢慢醒过味儿来：对于我来说，这些天感受的只是飞出牢笼的欢乐，而一向严格自律的她，却会夹杂着多少往事回忆：刚参加革命的喜悦，当小八路的自豪，敌后拉锯战残酷的斗争，人民的恩情，青春的欢乐，终身爱侣的不幸早逝，革命事业遭受破坏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痛苦及对由于自己不成熟所犯失误的内疚……这些是怎样在她内心翻腾，温暖着她又煎熬着她！她怎么能够不牙疼？

    还记得随后我们怎样一起迎接了粉碎“四人帮”的举国欢腾……

    还记得当时我们曾怎样郑重相约“一定要把失去的十年找回来”之后的奋力拼搏，直至双双重病缠身……

    如今，她去了，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随她而去！一个活生生的活蹦乱跳的欢声笑语的小八路罗英会永远留在人间，就像千千万万个小八路永远是２０世纪人类世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永远不该消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