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她走了……，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凌晨１点４０分，她走完了她９４岁的一生。

    她非常慈祥，一生总是替别人想得多，操心劳神。

    母亲１９１５年生于江西赣南于都县桥头乡火草坑村，出身贫寒。１４岁离家为红军医院伤病员洗衣洗绷带，从此时她就把部队当成了家。母亲还回家动员桥头乡家中的父亲也参加了红军。当时的桥头乡村村可见女送郎，母送子，父子兄弟齐参军的情景。桥头乡的父老子弟兵们齐上阵，成立了一个红军桥头模范师，为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毛泽东和中央苏维埃政府表扬的扩红模范乡。１９３１年１６岁的母亲加入了共青团，也成为了当时苏区的拥军扩红的妇女模范代表，１９３１年８月调于都县委做青年和妇女工作，曾任两个区的区妇委书记。与１９３２年由上海调来于都任县委书记的金维映（当时是邓小平同志夫人）曾在一起工作。１９３３年母亲被苏维埃中央政府从于都调往瑞金中央妇女部工作。那时从未走出过家乡的她，单身一人在大山中沿着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走了近５天才到了瑞金。

    记得小时候我问：“妈，你走那么远的路，有行军壶吗？”母亲说：“没有的，那时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呀。”

    “那渴了怎么办哪？”“那时没有公路，山路两边满是又粗又大的樟树呀，遮天蔽日的，走很久都难看见太阳啊，渴了就用手捧把路边的山泉水来喝呀。”“妈，樟树是用来做樟木箱的树吗？”“妈，那你在那么大的山林里走几天，你不怕吗？树林里有狗熊吗？”“是的，樟树做的箱子虫子不敢咬。”“妈，我明白了，因为那时你是红军了，坏人都怕红军，就像虫子怕樟树，对吗？”“对，那时我就知道只要让我给红军做事，让我去到哪里我都不怕！”

    “那时我还不明白什么叫组织，什么是党，党在什么地方啊？但我知道红军是听党的，听组织的，我也听党的，听组织的。”年轻时的母亲是那么的执着，随着这一声“我就知道听党和组织的”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朴实的誓言，就整整地伴随母亲走过了她一生中随后的８０年。长征两万五千里，１９岁的她是中央红军女红军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从江西到陕北一路上完全凭着自己的双脚走完艰辛的万里征程。

    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那天的上午，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等着我们，看着出席完爸爸宋任穷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后返回家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向她走来。我不知她这样坐在这里等了有多久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更长？但我知道这几个小时里她全身充满的是回忆，是回忆而带来的力量，７０年来和父亲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显得那样的严肃，坐得那样的笔直，就像她当年在延安凤凰岭军委机要科值班发报一样，但严肃认真中还透着亲切的目光。远处的她望着我们一个个地走回来，她显得那么孤独。她现在走不动了，半步也走不动了，连父亲一百周年诞辰纪念，都无法去出席了。这使她这颗战士的心，曾经把雪山踩在脚下，曾经抬着受伤的贺子珍翻过山岭的她难过了。“我该走了，我该走了……”这是4年多来反复涌上她心头的一句话。

    她看着我们一步步地走近她，到了她的身边，母亲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叫着第三代孩子的小名，“过来，和奶奶亲一亲，贴着脸照一张相啊！”当时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这不是母亲在向我们做最后的人生的告别吧？就这样母亲和一家子的孩子们照了相。我是含着眼泪照完相的。

    记得从小母亲就多次对我们孩子讲，旧社会妇女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她们那里，女孩子生下来不起名字，没有生日，不进家谱。母亲几岁就被关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别人家做童养媳。几岁的孩子到了别人家就已失去了孩子的地位，母亲从此告别了童年，戏耍和撒娇从来都没有降临到母亲身上。从早到晚干着上山砍柴、挑水、烧火、洗衣等做不完的活，过着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生活，母亲从小就失去了童年和母爱。

    有一天村外来了红军，山边驻扎下来红军的伤病员。母亲每天砍柴下山都要经过那里。一来二去，在河边洗衣时就和红军的卫生兵熟悉了。母亲抢着帮卫生员洗衣服洗绷带。

    红军对我母亲讲了很多她从来没听说过的道理。母亲也叫一些小伙伴来到河边，一边帮红军洗衣服一边听红军讲：他们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并告诉母亲，妇女应该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童养媳是一种封建社会歧视、压迫、剥削妇女的陋习。你自己要有勇气就可以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可以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这只穷人的队伍叫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专为穷人打抱不平的。

    红军对母亲问寒问暖，使母亲第一次感觉到了平等，感觉到了来自素不相识的大家庭的温暖。母亲对我说：“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关心我，不仅是关心我的现在，还关心我的以后，他们是多好的人哪。没有红军我懂得什么？还不是在家做童养媳吗？从这一天起，我就决心跟定红军了。”

    在红军支持下母亲铁了心，自己坚决报名要留在队伍里为红军做事，再也不会回到封建制度下的家庭里去了。为她登记的红军干部说：“参加革命要有个名字，你姓钟，就给你起个名字叫钟月林吧！”从此，她开始尽力去做红军分配给她的事情，帮着红军到各乡各村筹粮，动员妇女让家里的男人出来当红军。１９３１年初母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专门回到几十里外的桥头乡，动员她的父亲当了红军。母亲说后来父亲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了重伤，无法随部队治疗，安排回家养伤，抬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外公当时只有30多岁。当时外婆还留有一张红军医院安排伤员回家养伤的证明，外婆将这张证明塞到土墙的缝隙里了。后来国民党杀进村子放火烧了外婆的房子，外婆出去躲避流浪，以后再也找不到证明了。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在当地民政部门核实后，补发了红军烈士证，并给我外婆发了烈属证书。

    １９３１年８月，母亲被调到于都县委做青年和妇女工作，后来被派往多个区，任区妇女书记，主要做广大妇女的工作。送郎当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母亲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安排的扩大红军的任务，受到了组织的表扬，被评为当时扩红模范区的模范妇委书记，母亲的故乡于都桥头乡被苏区评为扩红的模范乡，参军人数最多时曾被称为红军桥头模范师。对于都的模范扩红工作，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到于都表彰并写过调查报告。后来冯文彬同志下到区里考察后，１９３３年８月母亲被调任到瑞金苏维埃中央妇女部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故土于都，来到了当时苏维埃政权的红都——瑞金。

    母亲１９３１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３年１８岁就被组织调到瑞金苏维埃中央妇女部工作，长征开始后１９３５年转为党员。１９３７年已在红军总参谋部机要科即凤凰岭中央军委要害部门机要科任职收发报及译电的机要工作。调到冀南军区后，父亲对母亲说：“我本不同意你过来，因八路军里只有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到了太行山，我不能破这个例！但因为是主席批准你来的我就不说了。但你既然来到这里，以后你就只有多想工作，不要想职务上的什么变化。”母亲说：“我到前方来，就是来工作的，再就是同时尽可能照顾好你的身体。做好这两件事情我就满足了，我参加革命就没想到还要个什么职务。这个你和组织请放心吧！”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后母亲一直在西南军区做机要工作。后父亲同时任职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有20多年军龄的母亲只评了个１６级，实现了当初的请组织放心。当然如果母亲在延安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不随父亲调到冀南军区，职务肯定要高得多。母亲从１４岁随部队医院加入革命后，上进心很强，处处做事尽其全力唯恐有什么不够的地方。从来不懂什么耍滑头、走捷径，年年受到其工作部门的表扬。

    母亲，您现在终于和父亲又在一起了，您老是说父亲一人太孤单了，您太挂念他了，您走好，母亲！见了父亲就代表我们全体孩子说：“爸爸，妈妈现在看您来了！我们永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