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朝的义鸟报恩，说到底，不过是策划虚诈的成功案例。既然皇上愿意相信，督办的官员圆满交差，还能荣获褒奖，自然皆大欢喜。张说（音悦）为成功破案宣扬几句，本来也算不得什么，只是在皇上敕封鹦鹉为“绿衣使者”之后，不失时机地为鹦鹉立传，明为“绿衣使者”捧场，实为奉迎皇上，媚相十足，令人生厌。

    古今明眼人读得懂义鸟报恩，当然也读得懂张说的适时谄媚。谄媚，不顾或夸张事实地邀宠，应属劣行，君子不为。朝臣写篇《绿衣使者传》，事情不大，但由小观大，如果劣及为官为人之道，那就比较严重，故唐本朝人论及张说的品行种种，无不嗤之以鼻，丝毫没有因为他的书法“字师卫夫人，婉美有象”而口下留情。

    本朝张鷟《朝野佥载》卷五，开宗明断“燕国公张说，奸佞人也”，真一针见血。所举之事，亦言之凿凿。因为张说“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特别谄媚宦官王毛仲），饷致（恭奉）金宝不可胜数”。后来王毛仲巡视边防，于天雄军会见张说，张说大设酒宴侍奉王毛仲。酒酣欢洽时，忽降恩敕，授张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谢讫（张说谢恩毕），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亲吻靴尖）”。媚得宠爱，已为正人君子所不耻，更何况自贱于权宦？“把手起舞，嗅其靴鼻”，将张说丑态形画殆尽，虽未直接贬抑，也“入木三分骂亦精”了。

    此事属实，只是《朝野佥载》称张的官衔“为并州刺史”，说王毛仲和张会面“于天雄军”，略有出入。按张说当时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节度使，而非并州刺史兼天雄军节度使，《新唐书》和《旧唐书》本传可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考异》也有清理，读者稍加留意便是。

    昔检《新唐书·吴兢传》，还发现一桩张说丑行，对话精彩，很耐人寻味。

    传主吴兢曾与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撰写《武后实录》，陈述过张昌宗（？－705，与其兄张易之俱武后宠幸内臣）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魏齐公）谋反事，说“（张）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张初已同意，幸好宋璟等人苦苦劝诫，张遂改变态度，转而效忠。否则，唐中宗就会权倾丧命）”。

    后来张说专擅奉迎，终于爬上丞相高位，官场得意，然而读至此文，总觉心气不顺，便佯作没事似的对吴兢道：“刘生（指刘知几）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没少搞扩大化），奈何？”吴兢不但正气凛然谴责张说对刘知几的诽谤，说“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还将责任揽将过来，称“兢实书之，其草故在（是我吴兢写的，稿本犹在）”。

    吴兢（670－749），唐汴州浚仪（今开封）人。武周时曾入史馆编修国史，中宗时为右补阙、水部郎中，玄宗时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子左庶子。撰有历史名著《贞观政要》等。

    《武后实录》这段文字，本着著史必须尊重事实的原则，揭露了张说的两面三刀，张想掩盖丑行，必然会向著作者施加压力，没想到偏偏碰上清骨棱棱的吴兢，愈见行秽。虽然后来张说倚仗权势再三要求吴兢改写这段史实，但吴兢坚辞不允，以一句“徇公之情，何名实录（依从你的私情，还能称作实录吗）”成就了千古清名，闻者无不仰重其正直而蔑视张说。

    实录即史，须由人据实撰写；那人，若非清士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有时就难免会在权钱的诱惑和威逼下发生改写歪写乱写的事。编修国史的文馆学士吴兢，面对宰相张说，竟敢哪壶不开提哪壶，生死不顾地敢道不字，这得多大的胆魄和豪气？既然合著者刘知几已经先逝，借着张说递过来的台阶，只需笔下轻轻一勾，手下留情，把过错往刘身上一推了之，就会一团和气，前途无量。然而，吴兢不为。

    看来，评论官吏，仅以清浊二字简单论断，还是太过粗率。清官，可以不爱钱，但未必都清骨棱棱地敢一生坦然面对今人后人，也未必敢为了真与理而不惜抛舍身家性命。合卷遐想，颇生感触：如果没有吴兢这样无数不畏权势的民族铁脊梁的支撑，数千年之中华历史文学能留存多少真实的光辉呢？

    肃然起敬，有时是饱含热泪和感激之情的。

    （1999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