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北京最热的季节，庆祝徐邦达先生的百年寿辰——1911年，徐先生怎么赶在这么热的时候就来了，如今这个温度，可以命名为‘徐邦达热’。”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的话，引发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研究与鉴定：徐邦达的意义——祝贺徐老百年华诞学术座谈会”与会人士的会心一笑。这是一个快乐的聚会。7月7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联荣委、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当今艺术史界唯一健在的历经百年沧桑的学术泰斗徐邦达100岁生日，文博界以座谈方式祝贺徐邦达期颐之寿。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大家和著名书画家，徐邦达的学术生涯、治学成就被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耿宝昌等学者归纳为一种“徐邦达精神”。

    书画三千的巨眼

    “徐邦达先生而立之年以善于鉴定和创作书画知名于上海。1949年初，他放弃了选择国外生活的机会，被上海市文管会聘为顾问。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调他到北京任文物处业务秘书，他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汇集了许多散落在民间的书画珍品，保护了3000多件古书画。1953年，徐邦达先生随着这些国宝奉调到故宫博物院并开辟了绘画馆，为故宫的书画收藏、展览和研究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1983年起，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甄别各地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徐邦达和启功、谢稚柳、刘九庵、傅熹年等先生历时数年完成此重任并承担了培养后学之责。”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

    找到10年前徐老过90岁生日时的大红请柬、引得全场非常兴奋的原上海美术馆副馆长丁羲元则讲了一个故事：新中国成立前，沈周的《西山观雨图》被两个日本士兵掠走，一分为二，画作部分后来辗转回到故宫，书法题跋部分则流散到台湾，后来被一位美国医生买走。“恰好这位医生是我的朋友，我得知这件事马上告诉了徐先生，他看过图片后，鼓励我劝说医生捐献出来。终于在1996年底，这件作品得以完璧归赵。”

    “史树青先生曾说，鉴定是眼学，古时也有将鉴定大家称为‘巨眼’的，我感觉徐邦达先生应该称为‘国眼’。”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下的“定义”，引起全场的共鸣。

    一锤定音VS反复无常

    《食鱼帖》、《溪山行旅》、《雪夜访戴图》……中国美术史上经典之作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在徐邦达的重新发现中被公众所熟知。“徐先生看过的画，怎么说也得有十几万件，凭借他过人的学识和渊博的文史修养，通常很短时间里就能准确鉴定作品的作者、年代与真伪，学界有‘徐半尺’之美誉。”天津博物馆副馆长李凯说。

    然而在很多学者眼中，徐邦达的鉴定可以说总在反反复复中敢于否定自我。“荣宝斋在上世纪60年代收购一件仇英的水墨人物，请徐先生来看，他当场说不对，但晚上又打电话给我，说是自己看错了，因为上海博物馆有一件类似的，但背景不一样。”荣宝斋总经理雷振芳回忆。1984年与徐老相识的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暨沙可乐美术馆中国书画部主任张子宁则整理了1986年与徐邦达先生的通信。“他在5天时间里写了3封信给我，因为赵子昂的《兰蕙图》在美国拍卖，我给他寄去了影印本。当月24日，他写信说很可能是明末清初的东西，25日他说年代存疑较好，29日他信中说‘我反复研究，觉有真迹可能’。”原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单国强则说，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一件吃不准的吴昌硕作品，他能突然发觉自己三四十年代看过此作，还能说出用生绢重新托裱，所以颜色有误差。

    “订正自己的鉴定意见的人不在少数，但跟学生说自己买错东西的人，除了徐邦达先生，我还真没见到过。”江苏国画院画师、徐邦达弟子萧平回忆起曾陪徐邦达在故宫看真仿画展，他对着一张故宫博物院藏细沈仿品说：“这是我60年代买回来的，当初以为是真迹，后来越看越有问题，所以定为仿品了。”

    “徐老治学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也在培养后学的过程中‘传染’给学生。”雷振芳说，1972年，徐邦达还在小石桥住着，他去问问题，徐老举一反三地耐心讲解。曾在80年代陪徐老去广东看画长达月余的单国强说，他们在广东博物馆和广州市美术馆看画，徐老边看边问单国强的意见，他答不出，就意识到鉴定需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判断。

    单国强回答不出的问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萧燕翼曾有独门秘诀：“他做金农、罗聘代笔和恽寿平两个专题时，经常问我们看法，我就看他脸色，因为他是性情中人，真伪都写在脸上，我总能答对。”“没有他的启发，我们不可能走上书画鉴定之路。”单国强说。

    “没心没肺”的透明之人

    总字数达600万字的巨著《徐邦达集》是徐邦达研究书画艺术60年的心血，共16卷，目前已出7卷。郑欣淼表示，徐邦达先生堪称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的宗师，成为“故宫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汲取了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数百件早期书画进行了伪讹考辩，对明清文人画的鉴定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系统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并上升到学派所必需的体系化的研究成果。薛永年说，他的《古书画鉴定概论》，集大成又自出机杼，从形式风格、用笔用墨角度入手，确立了书画鉴定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并确立了不同时期的标准作品，他称之为“样板”，称为20世纪确立的中国书画鉴定科学的基础。

    “徐邦达先生在治学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没心没肺’——于人情世故，似有所短，亦是其可爱处。”正因如此，他排除了很多干扰因素，专心治学。杨新透露，他在90多岁时曾说：“搞鉴定，以前是虚心，现在是心虚”——对于传统，他始终虚心，对于涉及真伪的鉴定，他始终小心谨慎。“他是一个透明的人，他的心是透明的。”萧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