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煤先生在共和国诞生前后曾作出过重要文艺贡献，但后来遭遇政治风波而一生坎坷。阅读了鲁煤先生的戏剧集和诗歌集，颇生感慨。今天能有机会为鲁煤召开学术研讨会感到很高兴，我想从4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一、关于鲁煤

    搞戏剧研究的人都知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鲁煤创作的话剧《红旗歌》曾经在中国文艺史上昙花一现，然后他就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原因不详，仅知为“胡风集团”所累，今天拉开距离来反思，始知其内在宿命。

    话剧史上对鲁煤的创作已有定评，人们说他是第一个把工人生活从正面搬上话剧舞台的剧作家，《里外工会》第一次全面展示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史，《红旗歌》第一个正面描写新社会的工人新生活和生产运动，二者又组成工人新旧生活的对比，是对中国话剧的新开辟。但是他后来参与创作的《开快车》和《孟厂长》两部戏却为什么立即受到否定呢？同一个剧作家紧接着的前后创作，在创作思想上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吗？

    读了鲁煤早期的部分诗作，才知道他当年被胡风称为“小天才”不为过誉。年轻时的他充满火一样的激情，有着深入观察和领悟生活的能力，以及细腻的诗歌笔触，这种能力一直保持到他重拾文笔的晚年。这种能力也成就了他的戏剧创作，使他拔地而起，甫一登台即以独特的风格和鲜艳的色彩成为舞台主角。他突出的特征是工人化语言和思想，这是当时所有解放区和国统区作家大约都难以企及的。

    二、新中国文艺的《红旗歌》现象

    解读鲁煤，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他投入创作的时代，正是新中国呼之欲出的时候。毛泽东把新中国比作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毛泽东的诗人情怀，也是当时时代和全国人民的企盼。毛泽东在西柏坡说要进京赶考，赶什么考什么？从憧憬政权到执掌政权的变化，需要考试有无执政能力。而文艺立足点、立场和创作心态的变化，要求文艺家们站在国家立场而非以往的个人立场来发言。

    恰此时，毛头小伙的鲁煤唱着时代的欢歌进入文艺舞台，适应了人们欢天喜地庆解放的心态，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他的作品则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占领城市（夺取政权）的一个象喻，实现了题材和对象的转移。这恰恰符合文化战略转移的要求，故而引起周扬高度重视，认为《红旗歌》打破了解放区文艺多数表现农村生活题材的局面，提供了表现城市工人生活的新鲜经验，立即组织安排演出。因以“白红搭配”的形式实现了对新旧中国两重天的文艺表现（歌剧《白毛女》、话剧《红旗歌》是当时舞台上风头最健的两部作品），《红旗歌》的演出获得极度反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迅速蹿红。

    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内在斗争也十分剧烈，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成为当务之急和头等政治。任务的转换，目标的转移，对文艺有着新的、在当时环境下甚至可说是严酷的要求：以往批判的抨击的文艺必须立即转身为歌颂的文艺，采用先期进入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联文艺的“无冲突论”方法来处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于是习惯于站在个体立场上写出成功作品的文艺家们一下子无所适从，加上解放区、国统区不同文艺队伍不同认识基础、创作习惯和创作方式的差异，时代的舞台上谁来唱、怎么唱、唱什么的问题突出了。个人视角与观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结果，是一代文艺家们的整体失声或唱出假声。

    这个过程体现在鲁煤身上，便成为他“辉煌，一路下滑”的“短跑征程”。当他充满激情吟唱新生活颂歌时，他红了；当他回过头来揭示新社会的矛盾时，他遭遇了滑铁卢。他的4年话剧创作旺盛期的昙花一现，前面享受鲜花后面遭受批判，由盛至衰的转变，成为众多文艺家经历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他用短短4年时间完成了对一代文艺家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象喻式诠释。

    这也解释了同一个作家紧接着的前后创作、创作思想会出现那么大反差的原因。变化了的不是作家，而是时代的要求。时代要求改变了，原来符合要求的后来就不符合了。困扰鲁煤终生的，他究竟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问题，其实本身根本就不存在！

    急风暴雨式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转变为控制和巩固政权时，用政权工具、意识形态手段来整肃内部、统一意志和思想，来共同抵御内外巨大压力的结果，就是新中国成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在文艺思想斗争中，就出现了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消灭胡风行动。扩大化、极端化的结果，导致“文革”灾难的发生，在不同层次上重复了苏联的故事，一直到改革开放才清算了其流毒。

    三、鲁煤的人生悲怆

    于是，鲁煤在这一过程中的戏剧人生，成为一个生动的符号，可以集中诠释共和国初期的文艺现象，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则是悲怆的经历，在政治文化的坚硬化、冷漠化、非人性化夹隙里把创作青春的旺盛期消耗净尽。

    四、一点反思

    从鲁煤的创作经历和人生遭遇，我们深刻体味到，创作一定要倡导文化和谐、提倡和谐文化，做到小平同志所说的：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作家的自由。现在的时代共识是：写作应该从美学层面而非单纯的政治层面切入题材，作品应追求审美价值而非单纯的政治价值，对作品的评判应该是审美评价而非单纯的历史和道德评判。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胡风３０万言的立场和观点，许多是有道理的，例如他的“五把刀子”，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5个方面的认识，他批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创作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的不真实性，建议作家自己多编几种杂志来取代几本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都有启发性。胡风的错误在于：在不适当的时机以不适当的方式选择了抗衡时代要求和主潮的行动。鲁煤同样遭遇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有反思历史的机会和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回视鲁煤人生和共和国文艺史，可以提炼为历史经验的是：时代进程是大浪淘沙、不可抗拒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应该完成和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与人生宿命。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能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去实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个人赋命，遑及其他。

    （本文系根据作者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８日上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出席鲁煤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