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交响乐的听众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

    二问：交响乐是让人听得懂好，还是听不懂好？

    三问：交响乐是让人爱听好，还是不爱听好？

    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响乐舞台上，有相当一批中外交响乐作品，听众很少，听得懂的人很少，爱听的人更少。

    音乐的本质是什么？是美、是美育。我们的音乐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封信

    一封关于交响乐创作的信

    时光倒回10年前。１９９９年的１２月１４日，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届主席团选举产生。当晚，中宣部领导同志请新一届音协主席团用餐。席间，部长对大家表示祝贺、鼓励和期望。部长谈到，后年是建党８０周年，希望你们能组织创作出群众喜爱的歌曲，特别是希望能够创作出反映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气势宏伟的交响乐。当时，我脱口而出：“部长同志，路必须走对，走不对是出不来的。”事后，我有点后悔，打断部长的话有些唐突。但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１０天后，我给这位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了我的观点。信的原文如下：

    部长同志：九三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产生了四句名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对宣传、理论、文艺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六年来，我一直把这四句话当作我工作的座右铭。中国音协召开创作会议也有一个导向问题，尤其是在交响乐的创作上应有一个适当的提法。作曲家在选择什么样的题材、风格、样式进行创作完全是他们的自由，不应加以限制。但作为舆论导向要有一个鲜明的提法。我认为提倡“雅俗共赏”更为有利。交响乐固然是高品位的大型作品，但也应为群众所能够理解和接受，也要反映民族的、时代的、群众的呼声。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在我们组织下产生的交响乐作品大家都听不懂，大家都不愿意听，这将是违背我们的初衷的。

    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是世界公认的伟大作曲家。我曾系统地研究过他们的作品，我得到的看法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着深刻、鲜明、生动的旋律。所以，我认为在创作会议上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旋律，应予适当强调。当否，请批示。

    敬礼！

                                　傅庚辰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２７日寄出，３０日就批示回来，并向音乐界问候、拜年。批示很全面，很辩证，鼓励创作。

    为什么要发这封信呢？一是因为新一届的中国音协即将召开全国创作会议。二是因为我对交响乐创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现状已经深有所感。

    时光倒回30年。紧接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１９７９年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结束十年内乱，废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恢复“双百”方针、确立“二为”方向，文艺的春天来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党中央号召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音乐界也开始引进外国音乐的现代技术，使中国交响乐的写作技术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正如常言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学习引进现代技法的同时，也渗进了一些不科学的、违反音乐本质、违反音乐规律的作法。这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现的一些“指挥不愿意指、乐团不愿意演、观众不愿意听”的交响乐作品的原因。一段时间里，写器乐作品一有明确的调性和完整的旋律就被认为是保守、落后。某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在作业上写几句旋律，竟被指导教师说成是“堕落，可耻！”。在中国音协组织的一次器乐作品评奖活动时竟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协会一位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放着一份参评的乐谱，一位评委，也是某音乐院校的教授走进来看到了，边看边自言自语：“这写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看不明白。”“隔墙有耳”，音协的那位工作人员就在他的身后，他没有看见。可是，这位教授评委在会上对这份乐谱竟然大加赞扬：“技法先进、构思新颖，……”听得音协这位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某音乐学院举办新作品音乐会，特请了外国专家莅临。外国专家听后说：你们的写作技术一点也不比外国差，但就是听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50周年音乐会，由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组成的专家小组选节目，选来选去，只得还演“老三篇”——《梁祝》、《黄河》、《红旗颂》。

    三句话

    现代技法中国化 音乐语言民族化 音乐结构科学化

    我喜爱交响乐、关注交响乐，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人民音乐》、《音乐周报》等报刊上多次发表谈论交响乐的文章。２０００年中国音协在讨论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奖项设置时，我提议设立交响乐评奖并建议把一等奖的奖金数额定到10万元。午餐时，我对《音乐周报》陈志音副总编说：“请《音乐周报》用头版头条把它登出去。”当时，有的同志劝我要慎重，因为这个数额在当时国内的交响乐评比中没有先例。我说：“登出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第二天的《音乐周报》就以头版头条醒目大标题刊出：“‘金钟奖’交响乐一等奖奖金10万元”。结果报来参评的交响乐作品１２１部。

    继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音乐会之后，２００１年建党８０周年，中国音协计划组织3台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为此，我们“兵分两路”下去调研，选拔曲目。我和吴祖强、王世光、孟宪斌赴辽宁、黑龙江，吴雁泽、顾春雨、段五一赴济南、深圳，最终，组成了“阳光”、“祖国”、“希望”3台音乐会。这3台音乐会还是我们选了又选，尽量照顾让大家能接受的曲目。结果在“阳光”音乐会结束时，我向到场的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部长的带队部长征求意见，没想到，她竟然说：“太嘈杂，不好听。”使我大吃一惊。在另一场音乐会的开头，演奏了一部现代技法的序曲。演完后我身旁的一位部长竟然不鼓掌，我问他：你有什么意见？他说，“太乱，太难听，我不喜欢。”请别忘了，这些听众都是具有相当文化层次和欣赏能力的人士，连他们都听不懂、不愿意听，如此反应，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想一想吗！可见，我们的作品和听众之间有着多么大的距离！问题何在呢？我们的作曲家是那么的热爱交响乐事业，作曲家们所执着追求、呕心沥血、辛苦备尝，难道就换来这样的结果吗？２００２年，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日方招待我们听了一场现代派作曲家武满彻的音乐会，可以说观众训练有素，现场秩序井然，记得有一位观众还带着氧气瓶。但整场音乐会的气氛比较冷，似乎没有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２００６年我在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听了一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半场是现代作品，下半场是传统作品，上半场冷、下半场热，一冷一热、反差鲜明。艺术是情感的载体，音乐承载着热情，引不起情感共鸣的音乐将如何延长它的生命？难道学习外国的现代技法就错了吗？非也。

    问题在于，学习外国现代技法，应用外国现代技法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音乐语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中国的现实。对外国的现代技法不能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小平同志说过：“学习外国的经验照抄照搬历来不会成功。”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取得胜利，那是因为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农村包围城市，井冈山的道路通天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近年来，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实际上，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讲过学习马列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国的现代技法是要学，决不能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老路。问题是要学那些先进的科学的方法，并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要提倡现代技法中国化。这是回顾30年走过的道路，取得的经验所得到的认识。

    音乐语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旋律是作品的灵魂。音乐之所以美好，人们之所以愿意听音乐，首先是由于它有着美妙动人的音乐语言，所以人们才喜爱它。歌曲如此，交响乐也如此。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那些传之久远的经世之作无不例外。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流传最广，上演最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有美好的语言、生动的旋律。只不过是交响乐的旋律器乐化了，即或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它也有着主导动机那样的音乐语言贯穿发展。

    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带根本性的。我们记得某部作品往往会先想起它的主题音调。２００６年，全国政协代表团应德国参议院和法国议会的邀请去访问。在德国参议院的图片展览上写着：议会大厦是建在作曲家门德尔松家族的宅基地之上。我在发言的时候先唱了几句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呈示部的旋律，结果是全场轰动、热烈鼓掌，德国人非常高兴，为他们民族的音乐和作曲家感到自豪。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然我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国音乐，介绍了中国作曲家冼星海和他的《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黄河》之所以成功，它的基础是《黄河大合唱》的歌曲旋律和丰富的钢琴技巧与乐队配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美妙音调是来自中国的越剧，那荡气回肠的曲调，那如泣如诉的琴声，沁人心脾，更加突显了旋律的重要作用。《红旗颂》则是《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三者的高度统一，是三者的交响化，配器丰满流畅、与歌曲内容结合紧密，确为成功之作。《梁祝》、《黄河》、《红旗颂》流传了几十年，演遍了中华大地，传遍了全世界，在世界上树立了中国交响音乐的品牌，是国之瑰宝，是代表中国交响音乐的经典作品。要高度评价这3部作品的成功。它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因为它们都有美好动人的民族音乐语言。所以，要想创作出广受欢迎、大众喜爱、经久不衰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必须解决音乐语言问题，单纯的音响堆砌是行不通的。现代技法要和美好的音乐语言相结合，音乐语言民族化是音乐创作取得成功的桥梁。

    结构的力量是无穷的，结构是检验作曲家功力的重要标准。作品写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层楼，能否达到完美的境界，就要看作者驾驭结构的能力。在许多作品中，甚至包括已经广为流传的作品，也存在结构不严谨的问题，听到这样的地方往往会让人感到不顺畅，让人听着听着就会“跑神”。有的作品中的某些章节不该重复的重复了，而应该重复的精彩之处反而没有重复。结构的不科学，减弱了作品的力量，给作品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高速度的发展也带来高资源的消耗，长此以往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所以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顺理成章的。举一反三，世界上许多事物的道理都相通，小至一首短歌，大至一部长篇交响乐，都存在结构问题，交响乐则更甚。提倡科学发展，就是要站在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按照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办事，就是要以人为本。音乐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音乐规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音乐结构科学化至关重要。

    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上兴起了音乐写作的一些现代技法，扩大了音乐技术的领域，丰富了音乐写作的手段和作品的表现力，从而为国际音乐界所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生活的日趋多元化，信息交流的四通八达，人们对音乐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了。当你参观那美妙无比、精彩绝伦的上海世博会时你会感到惊叹：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人们要求出新，要求得到更为丰富的艺术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现代技法的出现和蔓延并非偶然。随着中国的开放，打开国门，这种思潮也必然涌入中国，而且来势很猛，蔓延很快。一时间，人们在课堂上讲的、会议上说的、作品上用的非现代技法莫属，谁不如此就不够时尚，就有保守之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形式为内容服务，技术为思想服务。形式与技术都要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来取舍，并不是技术越复杂越好。贝多芬曾说过：“去吧，向亨德尔学习，他能用简单的手法获得最大的效果。”

    从世界范围看，这种对现代技法的误解使现代交响乐的创作走进误区，走入弯路。几十年过去了，现代技法的发祥地欧美等国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为世界所公认、为人们所普遍喜爱的交响乐作品。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反映说：那些没有好听唱段的歌剧观众越来越少，有的著名交响乐团由于听众锐减而不得不宣布破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带给人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音乐技术的进步理应带给人民更为丰富、更为美好、更受喜爱的音乐作品，而不是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实践告诉我们：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脱离民族的土壤，违背音乐自身规律的做法行不通。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音乐创作的必由之路。

    六个字

    人民 时代 作品

    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作品反映了时代，时代选择了作品。风起云涌的革命和抗日战争孕育了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聂耳没进过音乐学院，从云南来到上海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创作了大量以工人为题材的革命歌曲，成为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一代宗师。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２３岁时所创作的划时代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光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１９３５年冼星海从法国归来到上海后，创作抗战歌曲，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郑州，举办抗战歌咏训练班、指挥训练班，组织10万人的抗日歌咏大游行。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熔炉，投身于时代洪流，投身于人民怀抱，这样的战斗生活终于为他后来创作出不朽的《黄河大合唱》铺平了道路。《黄河大合唱》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为成功的大型音乐作品，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而另一部在“二战”中广为流传的大型音乐作品当属肖斯塔柯维奇的“第七”，也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据２００５年俄罗斯报纸报道，战争期间一架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中飞行，驾驶员问领航员：飞机里坐的是什么人？领航员回答：没什么人，是肖斯塔柯维奇的四本乐谱，指挥部命令必须按时送到。在德国法西斯宣布要占领列宁格勒的那一天，列宁格勒举行了隆重集会，演出肖斯塔柯维奇的第七交响乐，用音乐回答敌人，表示战胜法西斯的坚强决心。从而这部交响乐被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英美等国和一些著名指挥家争抢演出。音乐会节目单的封面上印着肖斯塔柯维奇头戴战时头盔的照片。柴科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至今常演不衰。这部以拿破仑兵败莫斯科为背景的交响序曲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１８３０年，怀揣一瓶祖国泥土的肖邦先后来到维也纳和巴黎。同年１１月华沙爆发了革命，热血沸腾的肖邦无法回去，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怀念祖国、赞颂革命的不朽名作《ｄ小调练习曲》，也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革命练习曲》。贝多芬的交响乐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在波恩学过哲学的贝多芬关注人类的命运和斗争，关注自由、平等、博爱，他的作品发出了革命斗争的号召，充满了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不可摧毁的乐观精神，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他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爱戴。２００５年，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中宣部召开交响乐创作会议，委约创作反映抗日战争胜利的交响乐作品，号召作曲家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各地纷纷响应，产生了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好作品。我也根据电影《地道战》的音乐创作了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改革开放以来，老中青三代作曲家满腔热情从事交响乐创作，朱践耳、杜鸣心、王西麟、郭祖荣已写出多部交响乐，叶小纲、郭文景、关峡、唐建平等中年作曲家十分勤奋，青年作曲家也跃跃欲试。仅第一届金钟奖交响乐评奖就报来１２１部作品、６部作品获金银铜奖。刘湲作曲的民族音调鲜明的《土楼回响》获得金奖。鲍元恺的《中国民歌组曲》、赵季平的《乔家大院组曲》也都多次演出并获得好评。２００８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和近期由北京中国交响音乐季艺术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都大量地演出了中国作品，其中不乏有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好的作品必将与时代碰撞出灿烂的火花，留下深刻的印记。

    创作需要两个“吃透”。一是“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二是“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品能否成功，后者显得更为重要。要对作品的内容深入挖掘，作出典型的概括，瞄准切入点。

    古人庄子说：思之最妙，莫过于飞。问题是往哪里飞，往哪个方向飞。

    报载，北京交响乐团在海拔几千米的昆仑山举办了昆仑山音乐会，令人感动！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２２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的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这个讲话精神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交响乐是世界文化之瑰宝，是优秀音乐之硕果，是音乐人之所爱，是人民之所需。吸收世界交响乐的优秀成果，走出中国交响乐的创作道路，迎接中国交响乐的新辉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人民音乐为人民!

                                    　（201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