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商业电影而言，文艺片是一种介乎于戏剧性和记录性之间，更加注重艺术技巧和个人风格，不以盈利作为唯一目标的影片。华语文艺片在现实主义观念下营造的独特风格，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华语文艺片的创作传统要追述到上个世纪20年代的“国产电影运动”。当时金焰、阮玲玉等主演的一批在造型表现上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影片，展现出创作者个性化的色彩，孙瑜导演在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银幕诗人”，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最大的文艺电影。新中国的电影银幕上，先后有凌子风导演的《边城》、谢飞导演的《牧马人》等一系列散发着浓郁情感的文艺电影。１９８４年，吴贻弓导演的影片《城南旧事》，以其诗意温婉的格调，打动了不同时代的观众的心灵，直到今天依然被称为最令人感动的影片之一。

    文艺片的创作从选择题材到叙述方式，从形式到结构，都和商业片有很大的区别，往往具有鲜明的作者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不会把主题简单地呈现在银幕上，用炫目的技术手段和紧张的叙事节奏来直接地冲击观众的心理空间，而是将所要刻画的人物和所要表达的情感透过更加诗性化的艺术技巧传递给观众，而且往往创作者还在影片中渗入自身对于文化和现实的思索，甚至在影片中把叙述内容和更为广泛深远的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文艺片常常打破传统叙事电影的“三幕式”结构，并非具备一般形式上的“故事开始、高潮和结局”的模式，而是在细致的讲述中体现出迂回委婉的情绪，更多地表达主创者的艺术追求。影片中的细节常常被用来为人物性格增添色彩，从充满人性化的角度，为观众提供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轨迹。

    继去年的《海角七号》《车票》等影片之后，《岁月神偷》的成功，预示着当今华语文艺片渐渐走出极端个人化的独白，逐渐建立起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化情感共鸣。影片《岁月神偷》的最大特点，是在节奏和表达方式上，同《城南旧事》有若隐若现的相似，仿佛让人重新回到昔日的生活。《岁月神偷》延续了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的特点，以特有的诗意化的风格，展现出独特的温婉流畅的气质，引起国内和国际电影界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让人回忆起这些年华语文艺片的发展道路，从霍建起的《暖》、陆川的《寻枪》《可可西里》、郑洞天的《台湾往事》，到台湾影片《海角七号》、香港影片《岁月神偷》，近年来的文艺片逐渐走出片段式的处理格局，以更加流畅的叙述，充满温情和人性的情感价值表达，为文艺片的创作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今年2月举办的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上，《岁月神偷》获得新生代单元最佳影片奖水晶熊奖。同时，入围“青年导演论坛”的台湾电影《一页台北》也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评审团给予该片的肯定是“传达了相当独特的幽默喜感、高水平制作质量”。除此之外，影片《岁月神偷》还斩获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编剧等奖项。这让华语文艺片在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再次突出重围，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岁月神偷》不但在艺术电影的舞台上赢得了奖项，同时还在院线的放映中取得了票房的成功。这让文艺片如何实现成功的创作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也使《岁月神偷》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华语影片之一。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近几年较为成功的文艺片在高校学生的观影群体中反映最为强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观众正在成为优秀文艺片的稳定观影群体。同时，文艺片由于这些在意识和潮流上都领先于整体社会的年轻观众的追捧，也成就了一批新的电影人。今天倍受关注的导演霍建起、陆川，演员郭晓冬、刘烨，就是从大学生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最先受到大学生的喜爱，逐渐为更多的观众所熟悉，从默默无闻继而成为明星导演和演员的。前不久，影片《岁月神偷》也通过在北京大学大讲堂的放映，以及对创作人员的校园访谈，让导演张婉婷和编剧罗启锐成为年轻人关注的电影创作人。如同当年周星驰的后现代模式影片由校园开始，风靡整个社会一样，文艺片在校园内受到积极关注的现象，将为文艺片创作者今后的创作提供信息和方向，同时也为固定观影群体的数量不断扩容创造了机遇。

    在历届大学生电影节的评选当中，“最受欢迎影片”、“最佳影片”等奖项曾经大多以文艺片为主。然而，在近几年的参评作品当中，商业院线上映的“大片”渐渐占据了大学生电影节的舞台，这样的价值引导值得引起思考和探究。对于“大学生喜爱的影片”，大学生究竟喜爱的是什么，是单纯的视觉盛宴和娱乐享受，还是作品传达的文化精神和专业的创作品质，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和定位的问题。

    文艺片往往都是低成本创作，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大牌的明星，也没有眼花缭乱的数字特技。文艺片的取胜之处，在于扎扎实实的创作实力。从导演的调度，演员的表演，后期的剪辑，甚至舞美和音乐的创作，文艺片在平实的外表之下对创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艺片需要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创作。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电影创作者的坚持不懈之外，要想出现更多更好的文艺片，商业电影导演也有责任加入到文艺片的创作队伍当中。只有具备类似科波拉在拍《教父》获得商业成功之后，依然能够拍摄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和《现代启示录》的精神，才有可能让文艺片不出现空白和断层。电影界经常提到的向“大师”学习，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一个电影创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对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的责任感。如今，各大电影节都为商业影片提供了较大的展示空间，但是文艺片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确非常难得。如果能够尝试将大学生电影节办成国内的“独立电影节”，或是“艺术电影节”，将会为低成本制作的文艺电影提供一个较高层次的交流平台。

    这几年，文艺片院线的开辟问题，也一直处在探讨与尝试并行的过程当中。近两年来，大中城市中悄然兴起了在咖啡馆、酒吧中放映文艺片的现象。但是这些观影环境往往无法令人满意。首先，咖啡馆、酒吧基本不具备放映胶片电影的能力，就是数字电影的放映设备也几乎没有，大多数场所都是投影仪加ＤＶＤ的放映设备，这对以看片为主要目的的顾客来说显然是无法达到要求的。再者，咖啡馆、酒吧的主要消费功能还是聊天谈话，周围顾客的状态势必会弱化原本就单薄的观赏效果。艺术片有点类似于戏曲、话剧等艺术演出的曲高和寡，观影人群总是远远少于商业大片。然而，剧院并没有因为今天观看戏曲、话剧的观众减少而降低观看的环境标准，剧院的建设甚至愈来愈精致。同样，即便是能够打动人心的文艺片，如果在酒吧放映的话，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是否可以借鉴戏剧演出的模式，建立类似“小剧场”型的“小影院”，也是值得探讨的。

    在强调创作的同时，为文艺片提供一个良好的放映环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文艺院线还不成熟的当下，影片在商业院线第一轮放映之后，无论效果好坏，都应该尝试二轮放映。二轮放映除了在专门的“小影院”之外，还可以选择大中专院校、部队以及厂矿的礼堂进行公益性和交流性的展映，从而为影片的良性放映拓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