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意思的读书人为数不少。提倡性灵说的袁枚，可算作尤为可爱的一位。

    他有一副对子很有名：不作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他做过和陶渊明一样大的官，辞官不做的缘由也几乎一样。既然脸皮厚度不够，那就诗书自娱吧，再带上几个女研究生，莺莺燕燕的，岂不美哉快哉！

    现在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有情趣会生活了。像他一样把性灵写出来的文章，也很难读到了。

    很喜欢他的《黄生借书说》。读书人和书的关系，我以为基本上都被他说到了，可谓挠到了痒处。他是鼓励借书的，并且身体力行，把书借给了贫寒的黄生。

    在他看来，书非借不能读也；其次，书多了，或者说富足了，反倒不思读书了；最后便是：借书一定要还。

    这三层意思，我倒是都有很切实的体会。

    小时候，除了课本，连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看书的唯一途径，便是借了。借小人书，借小说，条件都很苛刻。费唾沫星子不说，还得变着法子巴结人家。书到了手上，很少有超过24小时的，头天下午借来，第二天一早就还给人家，那是常事。《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书，都是这么读的。那时，家附近有驻军，时常有遗落的残破书籍，那也是我们的宝贝。有一系列小书，叫《南方来信》吧，内容是反映越战的，我竟读上了瘾，辗转淘换了几本薄薄的册子，其余的散页，是打纸块游戏赢来的。至宝般拆开，再如饥似渴地读，读罢再珍藏。

    再往后，可读可买的书，只有毛选和鲁迅了。我当时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来自毛选的注释。

    当时最美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书籍，哪怕一百本甚或几十本！

    现在的我，已经有了十几柜子的书，这还不算不断淘汰的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过去更不敢想的是：这一大堆书几乎只是摆设了——我竟不碰或很少碰它们了。

    人们为何不愿把书借给别人呢？其实很简单——借书不还。

    既然窃书不算偷，那么借书不还，大概也算不上很严重的毛病罢——人们在这一点上，往往很愉快地就原谅了自己。

    我就有借书不还的记录。在我离开几年后，原单位开来了催书单，大概有十来本书，其中有朱光潜美学文集。潜意识中，起码这几本不愿还。推来挡去，最后竟一本也没还。

    我的藏书，被人借去不还或顺手牵羊的记录，就更多了，甚至有惨痛的感觉。

    最痛心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原著好，译得好，名社的首版，我读了几遍才懂，加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不见得精辟，但我对小说的见解，尤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解，都倾注在这本书上了。

    朋友把它借了去，从此泥牛入海。再怎么催讨，也没有结果。

    朋友也还是朋友，况且他有那么充足的理由——忙。这理由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

    20年后的今天，我还坚信这书正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