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回顾性的年代并不意味着舞者对过去的把握就一定准确。以斯特拉文斯基作曲、尼金斯基编创的《春之祭》为例，尽管１９１３年的这部作品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记录，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其在芭蕾历史中的标志性地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学者兼舞者米莉森特·霍德森（Ｍｉｌｌｉｃｅｎｔ Ｈｏｄｓｏｎ）开始着手精心复原这部杰作。因为没有任何编舞记录，霍德森参考了斯特拉文斯基的相关评注、访谈、回顾以及当年的芭蕾速写和作品去揣摩尼金斯基的想法。１９８７年，霍德森的版本由杰福瑞芭蕾舞团首演，随后便打着现代主义的旗号进入了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伦敦皇家芭蕾舞团、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将霍德森的编排与尼金斯基的原作联系起来。她的这版《春之祭》中有着程式化跺脚、弯曲手肘、猛然抛掷等动作，而这些不过是美国后现代舞蹈对伟大作品的“假冒伪劣”，技巧虽可谓娴熟，但一个原本激进和令人血脉贲张的舞蹈却变得沉闷和浅薄。很遗憾，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团为了找寻过去而颇青睐于这些拙劣的仿制品，忘了原版《春之祭》是波兰人与俄国人创造于巴黎，而不是伯克利的美国人用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物拼凑的现成品。

    好在芭蕾史的其他时期并不总是如此。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在欧美学者和舞者的共同努力下，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舞蹈都回到了舞台上，而此时重建经典的基础明显要稳固得多。虽然都是旧作，但当时发展起来的舞谱记录系统（尤其是法国弗依耶舞谱）清晰地保存了作品原貌，其中的一些依然能在美国和欧洲的学院里找到，使得对早期音乐有兴趣的艺术家对舞谱所传递的内容和风格很是津津乐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学院派历来的关注点只限于现代舞。

    纵览我们今日的芭蕾世界，舞蹈史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舞蹈、丹麦浪漫主义芭蕾、或是沙俄帝国的传统芭蕾。然而，实际上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与原版仍存有鸿沟：我们对诺维尔（Ｎｏｖａｒｒｅ）里程碑式的芭蕾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皮埃尔·加德尔（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ｒｄｅｌ）作品的一鳞半爪，这样的缺失还包括１９世纪萨尔瓦多·维加诺（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Ｖｉｇａｎｏ）的法国舞剧和尤利斯·裴洛特（Ｊｕｌｅｓ Ｐｅｒｒｏｔ）的俄国芭蕾。越接近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对尼金斯基所知就越少，甚至是巴兰钦也如此，他创作的４００多个作品只有一小部分保留至今。其实这倒是不足为怪，舞蹈始终都有一个短暂的半衰期。

    拜现代科技所赐，与原版的差别可能成为过去式。电影、录像和电脑改变了记忆舞蹈的方式。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这么多舞蹈文本，很多战后的伟大作品被记录在电影中，今天的舞蹈作品通常也都会被录制，长期困扰芭蕾的记录问题也许因此得以迎刃而解。在这个数字网络速食时代，谁还会记住或用笔写下一个舞蹈？当你用暂停键和回放键便可以近距离观看一个舞蹈，谁还需要舞者之间的口耳相授？刚刚上演的芭蕾舞剧很快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盗版光碟，戏剧性地预示着：通过电子产品，芭蕾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数字影像也可能有自己的问题，借助屏幕学习一个芭蕾作品，或者仅仅是将电影和录像作为记忆的辅助方式都可能造成迷惑和误导。首先，舞者看到的芭蕾由现场的三维形式变成了一个二维图像。她（他）必须转化已经消失了的平面舞步，从而增加了舞者和舞蹈的距离。此外，就像看书之前先看了电影，一旦心目中有了固定的演出画面，便很难想象用其他表演方式去演绎同一个作品，更不要说录像不能区分失误和偏差，个人风格的差异。所以有些编导在运用影像时倍加谨慎，并不主张“舞蹈文本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想法。

    我们所能看见的都是悖论，是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我们尊崇伟大的芭蕾舞剧，我们还记得芭蕾舞是评论家阿琳·克罗齐（Ａｒｌｅｎｅ Ｃｒｏｃｅ）曾下过的定义——“我们的文明”。然而，在今天全新的剧院里，“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危机，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相互打气彼此安慰，守卫着过去，同时耐心地等着下一个天才的出现将断翅的芭蕾天使扶回天空。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古老的芭蕾由于今日的平庸新作而显得平淡压抑，因此人们开始留恋和重提以前，笼罩在传统和过去中，某些重要的东西确实是结束了，让人唏嘘。

    古典芭蕾一直是种艺术信念，在一个人心不古的时代，它注定将命运多舛。这是一门理想与内省并存的高雅艺术，意味着内在的真和善。它不仅仅是艺术，还包裹着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宫廷礼仪做派和文化密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永恒不变的，相反，社会变动也会导致芭蕾沉浮，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就曾给芭蕾艺术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芭蕾可以从贵族宫廷艺术摇身变为表达新兴资产阶级伦理观，可以从隆重的排场仪式转为刻画梦中的内心世界，可以从路易十四到塔里奥妮，从尼金斯基到芳婷，这正是因为它具有灵活性、延展性和创新性的特征。而芭蕾最重要，也是始终秉承的一点是心怀华丽转身的信念，即人类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更完美更神性的形象，成为最好的自己。正是这种既定社会形态和基本人性追求的交融赋予了这门艺术更大的空间，这也是芭蕾比其他与政治沾边的艺术形式高出一筹的原因。（待续）

    詹妮弗·霍曼斯（美国）（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ｏｍａｎｓ）唐坤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