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为宋国蒙地人，但庄子思想上承老子，乃为楚学。值得考证清楚的是，庄子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裔，已成疏远贵族，大约在楚悼王、肃王之际，流亡于宋。流亡贵族苗裔的孤独感，即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那个“独”字，对于解释庄子思想的发生，是非常关键的。以这个“独”字作为逻辑起点，他的思想化沉痛为潇洒，驭道体而驰于苍茫，成为先秦诸子中“最能飞的思想”。

    思想家放飞思想的“第一飞”，往往与其家族文化基调和个体生命原欲相联系。庄子思想“第一飞”，是鲲鹏展翅，即《庄子》首篇首事的鲲鹏逍遥游的描写。随着精神空间的无限拓展，庄子之道第二度放飞思想，把生命注入天地万象之中，使之形成物我之间精神互渗的状态。天地万象或自然万物的“生命化”，成了庄子开发思想的和审美的精神空间的基本方式。庄子超越人间的局限，把生命投入自然，做“有翼飞者”，“乘道德而浮游，物物而不物于物”，纵身大化之流，进行通天顺地、与物为春的对话。这种纵身大化之流的对话，作为庄子自然人生探讨的独特方式，乃是一种原逻辑或超逻辑的思维，旨在超越人生困境而还原人生的自然意义。

    这种超越与还原，在《秋水篇》中，得到了层层递进的展开。一开头，视境就非常辽阔：“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黄河洪水，洪大到了连牛形马样都分不清，如果庄子没有亲睹巨流而受到精神震撼，是写不出如此壮观的。但这还是自然视境，还需进入精神视境，随之注入了生命的体验：“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即便“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四海在天地之间也不过是大泽的一个小孔；“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如此谈论大小，是以茫茫无际的道作为心灵观察的眼睛，从而进入了形而上的抽象空间。从庄子的事迹考察，庄子一生未到过海。未到过海而偏言海，是由于他觉察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惟有借河伯望洋兴叹，才能超越河与海、人与万物、毫末与泰山、中国与四海的大小相较的有限性，进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于德”的无限性，从而形成了齐物论中“道通为一”的宇宙一体观，以及“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照之于天”的是非价值判断的超越性，衍化为“道无终始，物有死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秋水篇》）。

    那么河伯与北海若这番精彩而深邃的七问七答的对话，是何地、何时、何种情境触发庄子的灵感和神思，而产生如此浩渺无垠的思想放飞呢？庄子没有明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来自他的祖籍楚文化的家族记忆。河伯信仰属于黄河文明，但似乎与庄氏家族流亡后的居地关系也不太大，不是蒙泽湿地和陋巷的想象方式。因为河伯的使者大白龟，已经被宋元君宰杀取壳，以供占卜之用，宋人似乎对河伯信仰没有多少真诚感和神圣感。河伯信仰倒是与魏国关系深刻，也为秦人所接受，尤其是魏国失河西之地于秦之后。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史记·滑稽列传》所记载，魏国邺令西门豹禁绝“河伯娶妇”的故事，那时的黄河还是东北取道漳河入海。可以设想，《秋水篇》中河伯和北海若对话，是庄子吸取魏国文化的因素，又反思这种文化如河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傲慢心态。黄河巨流，着实牵涉及魏国的存亡安危，《史记·苏秦列传》说：“（秦取天下，正告魏曰）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史记》卷六十九）果不其然，后来秦始皇灭六国，“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史记》卷六）由此可以推论，庄子当是在魏地看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的。魏国为庄子与惠施辩学时常去的国度。至于庄子观察到的“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的黄河大水，发生于何年？今存的材料只能看到《水经注》卷八所说：“《竹书纪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水经注校证》卷八）十月河水溢，九月秋水就灌河了。酸枣郛，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春秋属郑，战国属魏，在魏国首都西北约数十里之程。魏襄王十年是公元前309年，惠施是在这一年被张仪驱逐离开梁相之位的，庄子是来为他送别的吗？回想惠施初为相之时，庄子曾为他无端的搜查讲了鵷鶵、鸱与腐鼠的寓言，如今面对浩浩东流的黄河，真是令人心境苍茫。在这种苍茫心境中，庄子于公元前309年深秋作《秋水》之篇，庄子此时已是年近六十。

    《秋水篇》让北海若告诫河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井蛙受到空间的限制，夏虫受到时间的限制，曲士受到混融着空间与时间的道的限制。北海若由此劝导河伯应该明白，天下万物之大小、贵贱、有无、是非都是相对的，“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万物尽管于内在的性和外在的技上，都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但天人之行，要守持着“本乎天，位于德”，“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样，《秋水》就从辩证万物的大小、时空的局限，进而深入到道的本真了。这确实是文章史上的幸事，当庄子把楚人的神思融入黄河文化的时候，他将思想放飞于天然的宇宙和心灵的宇宙之间，飞出了《秋水》这么一篇可以同鲲鹏展翅相媲美的一流好文章。《秋水》之篇，令人千古陶醉，宋朝张端义《贵耳集》所记在宫廷：“真庙（宋真宗）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颂《秋水》一篇，闻者悚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四库全书本）翠鬟、绿衣、小女童、颂《秋水》，这是何等一种迷人的情调！到了明朝初年，天下初定，刘嵩作《奉题钟隐君东皋幽居图》诗，志趣在于山林：“便从竹底拾流萤，来听先生颂《秋水》。”到了清朝的贵族世家，曹雪芹《红楼梦》七十八回写贾宝玉寻思：“我又不稀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赏，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辨》《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典实，或设譬喻，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时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其后一百一十八回又补述，“宝玉送走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还对薛宝钗讲了一番古人“聚散浮生”的道理。《庄子·秋水篇》以其宇宙怀抱、清旷绝尘，倾倒了天下众多的清逸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