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成为郭预衡先生的学生，得益于他写的一张条幅。那个年代考研究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导师很少，每个导师一次只招两个学生，而且还要等这一届学生毕了业，才能再招下一届。那一年正赶上先生招生，慕名报考的当然不少，也有朋友和熟人向他推荐。不料先生一概拒绝，还在书房悬挂了一张条幅：“来人只可谈风月，莫问招收研究生。”后来，据先生回忆，“事实上，好多人招生都有人情关系。但我却对于几个友好介绍的考生都未破格录取。如此一来，连我的一位老师都得罪了。”但也正由于这样，我和王玮两个与先生素不相识又无人推荐的普通考生才得以进入先生门下。

    研究生的学习开始了，专业课就在先生的家里上。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散文史，第一年先生让我们通读《鲁迅全集》和《纲鉴易知录》，另外再选读一些古代作品。第二年除了按时代读古代散文，还学习文献学、目录学，阅读的书目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范希增的《书目答问补正》等等。第三年就是写论文。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们定期到先生家去上课。学生虽只有两个，上课却相当正规。上课的小屋只有10平方米左右，是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北向的窗下有一张书桌，东墙下是一张床，西墙下是书架，书架前有两个很小的单人沙发，靠门的墙边还有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上课的时候，先生执意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说这样便于记录。他自己坐在床边讲课。由于屋子小，我们离得很近，真有点促膝而谈的味道。先生讲课，从来不用讲稿，但又有充分准备。他讲完之后，就让我们发表意见。除了讲知识，他常常针对我们的情况讲治学和写文章的方法。这时候，他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而是讲他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例如，讲到写文章，他回忆陈垣先生收他为研究生时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可以中举，但又不止一次地说，有个老先生批评他的文章“花草太多”，他以后就在这方面格外注意。他还告诉我们，他写文章其实是很有追求的，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写道：“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宏观和微观了，我才疏学浅，宏观微观，都很茫然。”他说，我在这里有意使句子押韵，从先秦开始，古代散文就是讲究用韵的。有一次，他对我说：“每个人写文章都有自己的习惯，我爱用‘是……的’这样的句子，不够简洁，现在有意少用。你的文章里‘然而’用得太多，要注意。”先生书法颇精，享誉学界，可他却说：“我年轻时没练过钢笔字，所以写得不好。”还说：“你有时间要练练字。”后来，他送我一幅字，上面是刘勰的“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勉励弟子。先生之于传道授业，可谓“循循然善诱人”。

    先生要求我们看书时详细地做笔记。他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找出来给我们看，其中有一种是他在匈牙利讲学时读《鲁迅全集》的笔记，在厚厚的一摞软皮本上，分门别类地摘录了作品的原文，原文的后面是先生的见解和相关问题。先生每读一书，都这样做。于是我们也照样去做，每次上课，都带去一批笔记，留给先生批阅。他看得极为仔细，连我们摘录的原文中有错字，都一 一划出来。对我们的心得，他表示赞同的，就在旁边划个勾；有疑问的，就划个问号。有时他也表达一些看法。例如我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时代思潮的划分有疑问，他就在旁边写道：“梁启超的看法不全面，魏晋就未讲到。”我提出应当如何理解桐城派和清代实学的关系，他就写道：“桐城派的主张有考据一条。”但先生从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一次，我受到《世说新语》中一则记载的启发，在笔记里对王羲之《兰亭集序》“始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两句话讲了一点看法，认为这只是表达人生短促之感，而不是认真地批评老庄。等我把笔记交上去后，又深感不安，我知道先生很欣赏王羲之这两句话，而我却那样说，岂非故意唱反调？孰料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先生的时候，他却加以表扬，说我看书细致。我知道，先生并未改变他的观点，但他不强求我们认同，反而鼓励我们独立思考。这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啊。

    北京的冬天来得早，来暖气之前，屋里就很冷了。那年又正值北师大22号楼施工，工地斜对着先生的书房，机器的轰鸣声不停地传进来。那天早上，我们按例来上课。先生说：“这里上不了课了，咱们换个地方吧。”然后就领我们出了校门，上了22路公共汽车。车到积水潭，又换乘地铁。走了两站地，到了安定门站，先生说：“下车吧，到了。”我们正在猜测要去哪儿，只见他指着站台上的一排椅子，说：“就是这儿，坐吧。”他一边坐下，一边对我们说：“我发现这里面暖和，也还算安静，是读书的好地方。有时我喜欢到外面去读书，天暖和的时候，也常去香山。”说着就拿出书，开始了他的讲课。那天讲的是《书目答问补正》，我就坐在先生左侧，前方是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进站出站的车辆，我一边听讲，一边记录，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先生，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小时。从小学到大学，我上过无数课，但这回是最有特点的，也是终身难忘的。

    研究生的学习结束了，我留校任教，先生的家仍是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时常会找到上课的感觉。那是刚留校不久，我去先生家。他问我有什么研究计划。我说，打算运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散文的审美特征。他听了之后，沉默良久。我想他一定是不赞同我的想法，就说：“我回去再想想吧。”事后，我重温先生的论著，渐渐体味出什么是散文研究的正路，对自己原来的计划做了修正。这些年，我按先生的主张，从中国散文的实际出发，努力探讨汉语文章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看来，要不是当年先生的默然无语，我就可能在学术上走一个很大的弯路。几年前，我搬出了师大，到先生家的次数少了，但他仍时时关心着我。一次，我到他家，刚坐定，他就问：“听说要让你做些行政的工作？”我说：“原先有这个说法，现在没事了，让别人做了。”他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看你也不是做得了这种事的人。”然后他又讲起当年是如何辞去行政工作，专心写散文史的。我一听，这不正是我心里想的吗？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啊！

    在先生身边，总能学到东西。《中国散文史》出版后，《文艺研究》编辑部要搞一期学术访谈，就用我和先生对话的形式。那天我和两位主编来到先生家，主编说明想法之后，先生说：“这样吧，我先把我要说的写出来，你们拿去整理，能用的就用。”过了几天，先生就把他写好的稿子交给我了。因此，这篇文章名为访谈，实际上是由先生一人写成的，我只是做了点文字整理和录入电脑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文中不仅讲散文史，而且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学体会。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最深：先生说，“文革”结束以后，“我这时发现，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其实既未知古，又未知今，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还有，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但此时发现，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平生写字，向慕羲之，羲之忧心太甚，亦非达人。不是达人，也难免愚蠢。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这样的话我是第一次听先生讲。孔子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非。”先生认识自己愚蠢之时，也是接近六十之年。这时，他在学问上已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可是却说自己愚蠢，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另外，文中还表达了做一个“达人”的愿望。所谓达，即是洞达世事，练达人情，是通达、旷达。多少年来，先生以达观的态度做人，超脱于纷扰的世情，专心向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耿介而淡泊。先生之达，在了解他的人中，是有口皆碑的。通过这次访谈，我进一步懂得了先生的为人，也领悟了做人和治学的真谛。这是先生给我上的重要一课。

    这几年，先生年近90，仍然腰板挺拔，步履矫健，常常一个人到文学院里去取邮件。我们要帮他送回去，他总是不肯，说：“我年轻时练过拳，手很有劲。”他的书法也一如从前那样刚健峭拔。他的父母都享年90多岁，我们相信，先生超过他的父母，是不成问题的。万没想到，他病得这么早。得知他患病的消息，我去他家探望。见面之后，聊了很多。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觉得对先生来说，大可不必。就问他：“您说过鲁迅和王羲之都不是达人，您是不是要做个达人？”他连连点头，说：“对，我要做个达人！”听到这话，我就放心了。那天先生兴致很高，一点儿不像有病的样子。临别前，他问我：“有事吗？”我说：“没事了。”他又问：“要字吗？”我知道先生屋里放着他平时写好的字，每逢有人来求，他就让人挑选。但我想先生正在病中，不能太累，就说：“不要了，下次再说吧。”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在先生家和他谈话。

    转瞬之间，先生离去快半年了。现在，每当我走进校门，都要朝他家那座楼望上几眼，那里有先生领我走上学问和人生之路的地方。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他那苍颜白发、健步而行的身影，仿佛又听到那亲切的声音：“要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