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陆宗达是训诂学家，终生以研究传统语言学并大力宣传、弘扬这一学科为己任，为这一学术的复兴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一生，是学问家的一生，亦是懂得如何平衡学习与生活、有嗜好、会享受、追求情趣的浪漫的一生。

    祖父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运动，他读中学的时候练过两年单双杠，是北京四中的篮球队队长，也踢足球，又爱练棍棒。这种对体育的喜好一直保持到了晚年，所以祖父的身手一向很灵活。记得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祖父60多了，还在家中院子里踢毽子，他把毽子一踢踢得老高，然后用头顶、脑门、鼻子、下巴去接，不断变换花样，还用一条腿伸到另一条腿后边掏着踢，把一旁的我都看傻了。那时我家还有几样兵器，一把鬼头刀，一根枣木棒和一柄龙泉剑。祖父还教过我练棍棒。那年他60岁，为了显示身体柔软，他双手举棒过头，两手同时向后一翻，棒子就横到了背后。他还告诉我，武松打虎用的就是这种哨棒。

    祖父好昆曲，会百来出，上世纪30年代初他于北大任教时，有段时间寄居于什刹海边的某座寺庙里，为的是离北大近，来去方便，同时也是为了与同好此道的朋友们雅集。那时友人们来庙中寻祖父同去游玩，大家总先在寺庙山门前相聚。那里有一片空地正对着后海湖面，且有几株绿叶遮天的古槐。夏日凉风习习，清荫覆地；冬季枝干虬曲，古意盎然。祖父与友人们吹笛的吹笛，唱曲的唱曲，一曲终了，余音未绝，杂以喧声笑语，直到灯火阑珊万籁俱静才踏月归去。祖父曾说，有时他一人拿了箫或笛，在星稀月朗的夜晚或细雨迷离的黄昏，独坐在庙门附近或古槐下，面对茫茫烟水，将箫慢慢地吹，其声深远，可达一种幽渺的境界。如果吹笛呢，其声清越，又自有一种飘逸的妙趣。若值春秋佳日，更是呼朋唤侣，画船载酒，则当是另一番情景。朱家溍先生回首当年时说：“你爷爷后来干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庙里租了两间房子，挺宽敞豁亮的，这些喜好昆剧的人常到他那儿聚，你爷爷上台演过几次戏，我都清楚，头一回是给你老祖过生日，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单刀会》里的‘训子’，他演关公；二回是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演《长生殿》里的‘弹词’，他演李龟年，我演李慕。末一次是为庆祝中国大学成立昆剧学会，在吉祥剧院，还是《长生殿》，他还是李龟年，我也还是李慕。”

    与友人们吹笛度曲、粉墨登场只是祖父生活乐趣之一，祖父曾跟我说过，他年轻时，一逢下雪，便去公园，泡一壶茶，拿一本书，边看边赏雪景。他又爱看外国电影，那时电影都是无声片，他最爱瞧的就是卓别林的片子。祖父还说当年什刹海的北岸，有个他与朋友常去的地方，叫“烤肉宛”。那时虽然只是路边搭的棚子，烤出的肉却滋味极好。旁边是个有“临河第一楼”牌匾的茶馆，也经营酒菜。每年到了赏荷纳凉的季节，也就到了吃烤肉的时候，祖父等人往往先去“烤肉宛”，效蒙古遗风，围在烤肉的支子旁，一足踏地，一足踏板凳，一手持长竹箸将肉片在铁支子上翻腾，眼见油烟腾空，耳听肉片作响，肉吃够了，一行人复到旁边的茶馆，上楼喝茶以解油腻，并观波光树影。从北窗望去，岸柳成荫，荷花娇艳，水色天光，相映成辉。大家品茗观景，时或出以方才从河沿书画摊肆中所购之图书碑帖诸般玩物，相与鉴赏，辨其真伪，是为良辰美景中之赏心乐事。

    说到吃，祖父是有名的美食家，其造诣丝毫不逊于他的语言学。学问与美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当初却是同一位先生传授，那就是近代国学大师黄侃。祖父曾对我说，他从黄侃先生那里学来两个本领，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吃喝。前者是用苦功换来的，后者乃人之本性。祖父还说，黄侃先生一顿饭要吃四五个钟头，京城大小馆子处处吃遍，一边喝酒吃菜，一边传道授业，常至夜阑方散。因此黄侃先生曾戏言道：“我这学问，你在课堂上听，得不了真传，必得到这饭桌上来听才是真的。”祖父一边问学一边学吃，终于将这两者的精髓学到了手，在成为语言学家的同时也成了美食家。祖父在吃上确实有名，北京老字号饭馆几乎都知道他。有一年举行全国烹饪大赛，请祖父做评委，回来后我问如何，祖父说：“要说实话，没一样好吃的，看看就够。”他告诉我美食不一定花钱多，而是要吃出那个味儿来。他讲当年北京有个专门卖炒疙瘩的饭铺，当灶的是母女俩，姓穆，其形貌有巾帼气，因此人们给此店起名为“穆柯寨”，母号“穆天王”，其女自然呼为“穆桂英”。其炒疙瘩做的味美无比，甚有口碑，祖父时不时要往“寨”中走一回。祖父对北京小吃很有兴趣，他最爱喝豆汁儿，就着辣咸菜丝和焦圈儿。早点他最爱吃马蹄烧饼夹焦圈儿，尤其对焦圈儿情有独钟，我常去买，一次买十个，纸绳一穿，左手拎着，右手托几个马蹄烧饼，回家后扯开烧饼，一夹焦圈儿，又酥又脆，满口生香，确实比大火烧夹油饼强多了。祖父爱吃春饼，把酱肘子肉、鸡丝、肚丝、鸡蛋、炒豆芽、炒粉丝连同葱丝、甜酱往饼里裹时，祖父先将一根筷子插在饼里，裹好后再将筷子撤出来，所以他的饼裹得又圆又大又紧，他常常自鸣得意，说：“瞧我裹得有铺盖卷儿那么粗，还不散。你们裹得那么细，还老往下掉东西。”他还喜欢吃烫面饺，尤其是羊肉西葫芦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顿能招呼好几十。”如果是煮饺子，他的饺子必须用小锅五个一下，后来在家人几次抗议下，通融为可以十个一下，但不准一次下二十多个。

    祖父确实会吃，也讲究吃，他爱吃晋阳饭庄的刀削面，让我去端时，告诉我买面时不要店里的卤，而是买两个过油肉，回家后把过油肉浇在面上，那才好吃。到前门月盛斋买烧羊肉，得带个瓶子，因为要带一些烧羊肉汤回来下在里面，吃起来才香。吃涮羊肉之前，必让我到西单买绿豆做的杂面，吃完涮羊肉，用汤煮杂面，评论是“美极了”。我口味低，有红烧肉就成，这使他很不满意，常常指责我长了一个“低水平的胃”。过去一到冬天细菜很少，大白菜成了“看家菜”。但对大白菜，祖父也有独特吃法。记得“文革”前不久，祖父与同校的一些老先生去周口店劳动一个月。快回来时，祖母让我给他写信，问问回来那天想吃什么，祖父回信说：“最想吃天福斋的丸子、卤肉、大肚熬白菜。”于是祖母赶紧打发我去准备，在他回来那天做好，等着。祖父回来后只喝白菜汤，说真是太美了，称之为“奶汤白菜”。对于其中那些他称之为佐料的丸子、卤肉、大肚则不理会，结果这些东西当仁不让地流进了我那个虽然“低水平”却十分欣喜的胃里。

    好吃是好吃，祖父却遵循“君子远庖厨”的古训，从不下厨。他虽不会做菜，可特会说。几道他平素喜吃的家常菜，都是他说给我祖母如何做的，如熘黄菜、烩酸菠菜、山药蒸肉丸、爆羊肉、油淋鸡等等。佐料、原料都极普通，可做出来的味儿极不普通，其中要诀多多，十分独到。

    我家院子大，种了不少花草，这些花草也成为家庭烹饪的原料。记得那时东墙下有一树生长数十年、高与墙齐、枝繁叶茂的葡萄架，架下有石桌和凉墩。北窗外种了一棵芭蕉，枝肥叶厚，黄绿相间。南窗前有一树金银花，每至夏秋，香气袭人。葡萄架下种有两大缸荷花。荷花年年开放，荷叶大而肥硕，绿如绒毯。家人常去池中采下荷叶做荷叶肉、荷叶粥，喝粥时，必佐以天源酱菜园的酱菜。祖母又常叫我去采摘金银花，做双花粥，掐芭蕉树的叶子，放在蒸锅里当屉布用。祖父则让我摘下葡萄泡酒，采下茉莉花泡茶。回想当年每逢春夏傍晚，全家人在葡萄架下围桌而坐，喝几杯自酿的葡萄酒，吃两块荷叶肉，盛一碗荷叶粥，环顾四周，树荫满地、蜂鸣蝶舞，荷花于夕照中露出略显慵懒的娇艳，晚风裹着茉莉的芬芳袭人面庞，可谓春风沉醉的晚上。又如黄昏细雨中，坐于北房廊下藤椅上，喝一碗双花粥，饮两杯茉莉茶，望檐上双燕归来，听院中雨打芭蕉，嗅着昏暗中隐隐送来的带着雨水清凉气息的花香，顿觉暑热消退，透体生凉。

    祖父离开我已经18年了，我还常常想起祖父。祖父的一生和我见过的那些公开出版的书刊杂志里描写的学者们有很大不同。那些学者似乎被人“整合”过，给世人的印象是：坐，必危坐；立，必端立；言，必深远；笑，必不苟；神，必冥思；色，必凝重。我知道这其实大多是一番梳妆打扮刻意修饰的效果。可不少学者的门人弟子乃至家属亲友都有此“嗜好”，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其“高”于众人。可惜好多人都往这一条道儿上挤，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反而没了“效果”。当然我不否认生活中有这样“标准化”的学者。祖父有位极相知的老朋友，古板严刻，一丝不苟，一心向学，无他嗜好。抗战期间日本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别人都跑进防空洞，他于屋中正襟危坐，手持朱笔圈读《毛诗》，可谓标准学者。但正是他与祖父相知数十年，极力称许祖父的学问，提携祖父的弟子，与祖父在共同的学术追求中合作完成了多项事业。可见每个人既有独立的学术事业，又有独立的生活追求，人生因此而丰富，世界因此而多彩。

    祖父的一生是无憾的一生，每个人都可以度过这样的一生，展现真实的自我，只要他愿意这样做。在这里人物无论大小，事业不分成败，生活没有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