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辨

    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杀尽一城）一事，最为后人诟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对于这条文献记载，人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一样，都淡忘了。

    “屠城”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威慑。但是，“屠城”的残酷历来都受到人们的严厉抨击。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只有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但是，他后来却改变了态度。

    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决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放过屠灭鲁地的初衷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此时的刘邦已经在考虑“后项羽时代”的舆论主旋律了。

    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称帝的开始，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宣传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刘邦经过慎重思考，深知自己必须提倡忠诚；只有忠诚，才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不再遭遇诸侯割据、天下分崩的惨祸。要提倡忠诚，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项羽最初被义帝封为鲁公，鲁地百姓为项羽坚守城池，正是忠诚于鲁公的表现，因此，刘邦不能让自己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所以，楚地皆降，唯鲁不降引发的怒气，不能不服从于倡导忠诚的主流舆论。

    正是基于这种深谋远虑，刘邦放弃“屠城”泄愤之愿，以项羽的人头昭示鲁城父兄，鲁地百姓确信项羽已经死亡，才放弃抵抗，投降了刘邦。

    刘邦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因此，他愤怒之时也想“屠城”。刘邦的高明在于他懂得用理智约束感情。相比之下，项羽就显得非常不理智了。项羽只图一时之快，只想一泄了之。

    “善哭”辨

    刘邦因为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所以，在鲁城平定之后，便以鲁公之礼安葬了项羽，亲自为项羽主持了葬礼，并在项羽墓前大哭了一场。

    刘邦此哭，非常不易！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项羽是刘邦朝思暮想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夙敌，刘邦怎么可能哭祭项羽呢？再说对一个男人来说，想哭就哭，泪水会来得如此容易？

    刘项之仇，由来已久，刘邦为除去项羽更是不惜代价，现在项羽已死，刘邦心中真可谓乐不可支，怎么可能有伤痛之情呢？既无伤痛之情，刘邦怎么可能为项羽一洒伤心之泪呢？所以，刘邦哭祭项羽，绝非伤痛，而是作秀。

    《史记·汲郑列传》讲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郑当时是汉武帝朝的一位正直的大臣，他的父亲郑君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将军。项羽死后，郑君归降了刘邦。后来，刘邦下令，要求原属项羽部下的人在奏章中提到项羽时，一定要称他为“项籍”。既不许叫“项羽”，更不许称“项王”。汉时习俗，直呼其名是非常不恭敬的。如果称其字“羽”，则要恭敬得多；如果称“项王”，那当然更是尊敬了。

    可是，郑当时的父亲郑君提到项羽，从不称“项籍”。要么称“项王”，要么称“项羽”，郑君这样做显然是坚守自己作为西楚国臣子的礼节，以表示自己不忘昔日的君臣之礼。

    于是刘邦下令，凡是称项羽为“项籍”的原项羽部下都升为大夫，而把坚持称“项羽”或“项王”的郑君一个人赶出了朝堂。郑君虽然为此断了仕途，病死家中，但是，他始终不愿以蔑称项羽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可钦可敬！

    我们可以拿这件小事和刘邦在项羽死后为项羽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哭祭项羽一事相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刘邦哭祭项羽的虚伪。

    此事不仅说明了刘邦的虚伪，而且还说明了刘邦对项羽的忌恨和心胸的狭隘。项羽已经自杀，刘邦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但是，刘邦对项羽仍然耿耿于怀，非要原项羽的部下提到项羽一律蔑称之，不许尊称之。

    刘邦以哭作秀，并非仅此一例。

    汉二年（公元前205）刘邦一出函谷关，到达新城（今洛阳偃师），就接受当地一位董姓乡官的建议，为被项羽杀死的义帝举行葬礼，并在三天之中为义帝大哭了三场。（“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

    刘邦为什么要在三天之中为义帝大哭三场呢？

    我们只要看看刘邦哭祭义帝之后的一连串行动就可以明白。

    第一，向天下诸侯发文书，宣告项羽诛杀义帝是大逆不道。（“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不道。’”）

    第二，号召天下诸侯随从自己讨伐项羽。（“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从此，刘邦就处处打着为义帝复仇的旗号，作为自己东伐项羽的原因。

    可见，刘邦哭祭义帝的目的是为自己树立一面正义的旗帜，宣布自己是正义之师，讨伐项羽是要为义帝复仇，诛杀以臣弑君的元凶项羽。刘邦不是个军事家，但是，绝对是一个政治家。刘邦深谙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一真理。他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就是为了在未来的“楚汉战争”中抢占一个道义上的制高点，以便利用这个制高点打赢这场战争。

    因此，刘邦此哭，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为自己消灭项羽捞取政治资本。

    项羽一生英气逼人，绝少流泪，唯一 一次例外，是“霸王别姬”：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

    如果将项羽这唯一的“一哭”和刘邦的哭祭义帝、哭祭项羽这“两哭”做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

    项羽是为情而哭：项羽败亡之前，只与美人虞姬哭泣而别，表现了西楚霸王柔情万种的另一面。因为项羽和虞姬此别乃生死之别，从此，霸王出逃，虞姬自杀，永无相聚之日。

    刘邦“二哭”，均非出自情伤。无论是义帝，还是项羽，关刘邦何情？刘邦的哭祭，纯粹是政治作秀。

    （摘自《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文化札记》 王立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