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维模先生与我打来电话，说冯光钰老师去世了。我顿感突然！在春节前我还曾与他通过电话，身体尚健，现在元宵节刚过几天，怎么会就殁了呢？于是，我拨通了冯老师家的电话，从其二儿子丹可口中得知，他是在元宵节前两天去了山东，节后两天的中午返京时，即感心脏不适，于2月20日凌晨逝世。噩耗证实，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与老师的交往似电影蒙太奇般在脑海中闪现。

    1970年5月，四川音乐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均先后奉命到简阳县境内的成都空军部队平泉干校农场接受再教育搞斗批改。我当时所处的简阳县川剧团正在移植排练样板戏《红灯记》，为确保质量，我团便向川音和体院借人。经部队领导批准，让川音的冯光钰老师为《红灯记》配器，体院的谢老师辅导武功。两位老师在我团工作期间，其生活是很艰苦的，每日三餐都在伙食团。那岁月，物质供应很差，什么都得按定量标准办，团里没有争取到特殊补贴，更何况住宿与写谱均安排在剧场后面的工棚内，团领导对此很觉过意不去。可冯老师却说：“没有什么，大家都这样。住工棚离潮溢家近，很方便我与他商量配器上的事。”那时，我家就住在工棚侧的宿舍里。冯老师在写总谱前，先主动到我家了解乐队的编制状况，各演奏者的能力，哪些人都兼奏哪些乐器等等。为怕背“炮打样板戏”罪名，他特地去买了京剧《红灯记》总谱，研究其伴奏织体写法及配器方式，之后才伏案仿效编配。

    我们几乎天天碰头，他向我了解演唱、演奏者的状况，我向他请教音乐创作中的难题，久而久之谈论话题也宽泛了。我向他倾诉梦寐以求想入音乐学院学习的愿望与自学的艰难。他用“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鼓励我一定要坚持。总谱写完后进入排练，当他看见我在指挥他写的总谱很拘谨时，当即告诫我说：“你要像你们写的那样放开指挥，看看是演奏上的问题还是配器中的问题，为你们这种乐队配器，我也没有经验，找出问题才好改。”

    冯老师的话使我轻松了许多，在排练过程中，他又多次作了修改。我团当时的乐队只有13人，且有5人身兼多种乐器，加之演奏水平参差不齐，确也给他增添了写总谱时的诸多难处。排练成熟后，我的指挥就由司鼓兼任，公演时我则回到演奏员岗位。冯老师当即说：“你们的乐队不少是多面手，十二三个人，能有这种效果，不简单嘞”。他总是不断的肯定和鼓励我们。完成任务后他虽然回去了，可他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随遇而安的生活习惯，待人谦和、不拿架子的为人处事，给团内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之后不久，我团也去了平泉干校农场接受再教育搞斗批改。与冯老师所在连队不到两公里，一南一北，可望而不可及，管理严格，不许串门。尽管如此，当我们在干校农场团部演出《红灯记》时，他也能坐在下面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1971年6月下旬，我刚出生6天的女儿，患了蜂窝组织炎。简阳县医院要我紧急送往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走得太急，不仅孩子所需没有带齐，就连我自身的衣服也来不及回家取。我只好求助冯老师，当时，他的二儿子冯丹可还不满9个月，他和他的妻子皮远乡老师不仅将丹可的衣物和尿布给了我，冯老师还将自己的衬衣与薄毛衣给我，说是夜深天变了以御寒。夫妻俩想得很是周到。后来，居然还上医院看望，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后来，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要招工农兵学生了，共9个名额，我所在的内江地区有1个名额。冯老师写信与我，不仅告诉了这一喜讯，并鼓励我要作好准备，争取考上。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初闲聊的话时隔许久冯老师竟如此上心。除心存感激外，我真大喜过望，积极准备。经过关斩将，考绩高居榜首。谁料因“文革”派系斗争的原因，剥夺了我的学习权力，打碎了我的求学梦。满腔冤屈向谁诉？我找到了冯老师向其倒出了满腹苦水。他虽深表同情，却也无力回天。他叫我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定会有成就。并列数了在艺术上许多与大学无缘靠自学成才的大家来鼓励我。从此，我就走了一条艰苦的自学之路，不懂的就向冯老师等请教，成了川音的一名校外学生。

    1981年，冯老师调入中国音乐家协会，先后担任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主任、中国音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务。其间参与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协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等的编辑方案的起草及制定。我在1984年被四川省文化厅借调到省戏曲音乐集成办公室工作时，首先学习的就是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下发的有关记谱统一为简谱，记谱符号及术语的规范；记谱的宽严简繁等若干方面的规定，解决了各地在记谱中的五花八门现象。要不是后来我因调广播电视台工作，离开了戏曲音乐集成办公室，想必会看到从集成总编辑部下发的更多规范性文件。

    冯老师举家迁往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相当少了。但彼此间仍心有所系，书信与电话往来不断。2002年12月21日，在他应邀到成都授课期间，专程到简阳故地重游。我们市音协主席团为他接风洗尘，请他指导工作。下午，我陪他到了当年搞斗批改的成都空军部队平泉干校农场。寻找当年住过的房屋，耕耘过的土地，回忆当年在这里的搞斗批改。那时，我俩都久久不能平静，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冯老师每有著述出版，大多要寄给我学习，让我提高。现在，我的书柜里就整整齐齐的陈列着他1974年出版的《京剧音乐常识》，1978年出版的《怎样谱写四川清音》，1995年出版的《音乐雅俗谈》，1997年出版的《谈乐话书》，1998年出版的《中国同宗民歌》，2000年出版的《戏曲声腔传播》，2002年出版的《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2004年出版的《多重视野中的曲艺音乐》《岁月断忆》，2005年出版的《双年文录——音乐传播与资源共享探新》，2009年出版的《中国曲牌考》等20部著述。他是一个勤奋的拓荒者与耕耘者，他的著述颇丰，远远不止仅送我的这些。

    冯光钰老师走了！走得那样匆忙。我哭喊着对他说：老师——您还有许多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您还有200首中国曲牌考释尚未公之于众；您答应过要为我编著的《川剧经典唱段100首》写评介，而今，样书尚未交给您，怎么您就撒手人寰了呢？您走得实在令人心痛啊！您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