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的国庆节长假，从学校回到家的第二天早晨，我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和爸爸商量说：“今天一起去看看高老师吧。”爸爸一反常态地沉默了片刻，说：“高老师几天前去世了。”从知道高老师得了癌症以后，我就知道这样的一天不远了，可我还是幻想着它晚点来，再晚点来。我泪水滂沱，眼泪掉进洗衣盆里，像突然间下起了雨。

    高登堡老师是位外貌很不起眼的老人，说一口难懂的外地（山东淄博）话。他在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从南京艺术学院下放到我们县(江苏睢宁)，成了这里唯一会拉小提琴的人。我们县地处苏北，穷乡僻壤，渐渐多了些会拉小提琴的孩子，全靠了高老师。因此在我的家乡他的名字真是可以和小提琴划等号。

    他总穿着一身老蓝布的衣服，也许因为头发稀疏而戴了一顶旧军帽，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冬天是“大头鞋”）——从小时候跟他学琴起，记忆中他一直是这么一副模样。

    等我上初中，在音乐课堂上见到他时，他没有叫学生去抬风琴，也没有带小提琴，而是拿着一把二胡来了。用二胡伴奏上音乐课，这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他从高等艺术学府下放后适应乡村音乐教学的做法吧。一直到现在，我想起《勇敢的鄂伦春》这首歌（他的音乐课上教的）脑海里还是一片二胡拉奏的旋律。

    我脑海中永远记得的还有他拉小提琴的样子。他的手苍老、粗糙，左手指端有一点不易察觉的老茧，那是无数次指头与琴弦“对话”留下的“音符”的痕迹，左手小指（指法为四指）最末关节很特别地向琴头方向弯曲着。而脖子左边皮肤上那块暗色的印痕隐约可见，拉琴的人都知道，这是长期夹琴时与腮托摩擦所致。他的拉奏感情充沛，身体的摆动幅度很大，嘴角紧紧地抿着，听得到激动的鼻息，十有八九还伴有脚板大力击打水泥地面的声音。这些演奏常常是他给我们的教学示范。有时是他单独拉，有时是他和学生一起拉，学生总是拉着拉着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他的激情洪流中了。

    我就在他那双大脚打拍子的啪啪声中，在他难懂的外地口音的谆谆教诲中，在逐渐悦耳起来的拉奏中，翻过一篇篇乐谱，长高了个子，增添了年岁。

    知道他生病的消息差不多是在他去世的一年前。初秋的一天早晨，妈让我给高老师送点新做的盐豆（家乡的一种咸菜）：“他是外地人，不会做。”高老师住在县中教师宿舍区的一处小院里，因为学琴的学生络绎不绝，每每走到巷口便听到了拉琴的声音，我甚至可以听出是哪位同门师姐妹在上课。可是那天却一片寂静，走到门前一看，大门上了锁。正巧路边有一位相熟的老师，我上前询问，他带给我一个惊人的消息：“高老师生病了，癌症。”我一路掉着眼泪回到家，鲜红的盐豆撒了一车筐。

    爸妈很快问清了高老师住院的地点，带我过去探望。电话中，他的亲属交代说并未告诉他本人病情真相，这两天正在住院检查，准备手术。我们从县里坐车赶到市里，再到医院的病房，正值午饭时间，他的亲属都去吃饭了，我一眼看到高老师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病床上，面容显出疲倦。这张床显然是为了能够尽快手术而临时增加的。他怪我父母为他花了钱，说他只是“肺炎”。那天同病房有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在我们谈话期间，他从睡梦中惊醒，或许因为病痛，大声啼哭不止。这家大人就伏在床边酣睡，连日的劳顿竟令这位家长能在孩子凄厉的哭声中依然沉睡，后来才被别的病人家属拍醒。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对病痛的反应，高老师的默默承受和那持续不止的孩童的哭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说到钱，现在说来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跟高老师学琴从未交过学费。不仅免费学，还要免费用老师的琴好几年，老师再用学生的琴声说服囊中羞涩的家长为孩子买把心仪的小提琴。那时候小提琴教材不足，复印机也还没有普及，我们拉的很多五线谱乐谱都是高老师一笔一画抄写的，每天傍晚在他的办公室练琴的时候，我们常常能看到他伏案抄写的身影。而有的学生因为“正课”老师的原因“专心学习”了，高老师还要去班主任那里把中断学琴的学生一个一个地找回来。

    高老师有个要好的同窗，移民到美国开起了琴行，常有书信往来。那位老先生有次将一个琴码（小木头片）粘在信纸背后寄给了高老师，正好那天我的琴码断了，高老师就把这个漂洋过海的琴码装到了我的琴上。我和他一样丝毫没有在意它的价值，直到我上大学后,小提琴老师问起我在哪里买的这么好的琴码，我才重又想起那天的情形。

    也许是因为这段跟高老师学琴的经历，后来我也带私人学生的时候，为收学费的事情苦恼过：我从心里不喜欢这种“金钱交易”，这不是我从小从高老师那里看到、感受到和习惯了的淳朴、温暖的教、学音乐的方式。我内心这层暖色是高老师用他的无私涂上去的。

    手术后，二儿子将他接到气候温润的南方疗养。我从长途电话中得知，他的孩子们想了各种办法为他治病，包括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介入”疗法。半年后，他和老伴回家来，我又能到那个熟悉的小院去看他了。有次谈到自己的病，他清楚地用了“癌症”这个词，语调很平静，反倒是我没有勇气继续这个话题。还有一次，他竟拿出了我上初中时写给他的一张教师节贺卡！当时学校为了庆祝刚设立的教师节，在宣传栏上贴了教龄40年以上教师的光荣榜。高老师便在其列。于是我有感而发，用稚嫩的笔迹写道：“春、夏、秋、冬，四十年如一日，您兢兢业业；E、A、D、G（小提琴四根弦的音名），四根弦上的梦，您执著追求……”

    病情恶化后，大儿子又将他接到身边照顾，直到去世。我因在外地上学，再也没能见他一面。

    高老师的去世震动了我很久，在我不多的人生阅历中，这是第一次面对熟悉的人的离世。在外面“见过世面”之后，我知道高老师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小提琴老师，他有过跟苏联专家学琴的经历，但下放的几十年中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进修。他不是一个“成功者”：他在乡村中学度过了20年青春韶华，1979年平反后才调到县中，和当年一起拉琴的同学、同事相比，他没有得到他们得到了的名誉、地位和财富。他甚至没有得到健康，从教几十年，退休不久就患上癌症。

    可是，我知道高老师的人生没有遗憾。无论多么贫苦，他从没停止过拉小提琴，教小提琴。他得到了人们不言的敬重与爱。他耕耘了人活着时内心最应该耕耘的东西。他点燃了如我一样的孩子心中爱音乐的火炬。他示范了一种普通却辉煌的人生华彩。

    如果童年时光可以重来，我真想再一次顺着那条窄窄的巷子走向那个飘着琴声的院落，趴在我熟悉的那扇大木门的门缝，一边敲门，一边向里面张望，看到一个老人停了拉奏，从堂屋走出，经过盛开着美人蕉花朵的花圃，越走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