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心中，正在中国和世界巡演的鲍勃·迪伦无疑是音乐史上抗议歌手的形象代言人。

    他写出上世纪60年代甚至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数首抗议歌曲，他把民谣、流行音乐转变为一首首犀利的抗议诗，或者揭示社会真实的寓言诗。而他在《时代变了》专辑封面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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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2月，这名19岁、面容苍白的年轻人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走下“灰狗”巴士，从明尼苏达来到了纽约格林尼治村。这里，被人们昵称为“村子”，是全世界民歌的中心。从19世纪中期开始，格林尼治村就是美国波希米亚文化的首都。艺术家、作家、革命者在这里热烈地挥洒他们的生命。

    而这些波希米亚和革命分子并不是在华盛顿广场——这里是“村子”的心脏——的两侧各自生活着，而是在广场中间一起相拥起舞：波希米亚们抵抗主流文化的压迫，革命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支配；但革命家们没有忘记美学与意识是革命所必须的，作家与艺术家也深信想象力的解放不能没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于是，这里诞生了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左翼记者约翰·里德的激情文字、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爱玛·古德曼的呼喊，以及后来垮掉的一代诗人们用诗歌和边缘的身体点燃反文化的火光。

    自明尼苏达大学辍学来到纽约的迪伦，在“村子”里比任何人都用功。很快地，他成为格林尼治村最耀眼的毕业生。

    在来到“村子”之前，迪伦已经熟读了伍迪·格斯里的传记。迪伦在他身上听到了民歌的质地，爱上了他流浪者的形象，学到了为人民而唱的精神。他说：“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他来到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并为他写下一首歌：《给伍迪的歌》。

    他说：“我唱的民谣歌曲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它们不会带你平缓地靠岸，我想你可以说它们不商业。不但如此，我的风格对于电台来说是过于乖僻而难以归类的作品，然而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了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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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纽约不到一年，迪伦就被发掘过许多爵士巨星的传奇制作人哈蒙德签下唱片合约。

    1962年3月，他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其中有他自己的创作，也有几首传统民歌，但没引起太大回响。

    1963年5月，第二张专辑《自由自在的迪伦》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60年代初的骚动之夏。

    那一年，21岁的迪伦在“村子”的咖啡店中写下《随风而逝》。

    现在看来，这首歌或许有太多晦涩意象，没有一般抗议歌曲的具体内容。但在当时，这首歌的意涵对听者来说却是清晰无比——所有听者都知道当迪伦认真地质问“还要多久，某些人才能获得自由”时，他指的是种族不平等；当他唱道“炮弹要在空中呼啸而过多少次，它们才会被禁止”时，他指的是核武器。

    尤其，这样的句子还不够清楚吗：要有多少尸体，他才会知道，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这首歌真正巨大的力量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分析，或是否能煽动人们起来行动，而是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说出了许多年轻人面对时代的困惑。他们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变，一切既有价值都正在被颠覆；他们渴望改变社会，也希望追求个人的自主，所以要对抗一切传统权威。但是要去哪里寻找改变社会的答案呢？迪伦的回答是，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同样是在那一年，60年代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组织SDS（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发表了青年革命者对世界的看法：《修伦港宣言》。这份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我们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这是和《随风而逝》一样的理想主义。

    这也是迪伦的态度。他在关于这首歌的访问中谈到，太多人想要提供给他答案，但他并不想接受。他要自己寻找在风中飘荡不定的答案。

    一个月后，1963年的8月28日，在华府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百万人民权大游行，金博士发表他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多位重要黑人、白人歌手轮流在他们一生中最浩大的场面演唱，并一起大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乃是才刚刚发表，且是由二十出头白人男孩写的歌，却在当天和另一首民权运动圣歌《我们将会胜利》站在同样的天平上，一起成为民权运动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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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0年代的前半段，社会冲突的核心是争取黑人权利、打破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越战还没开始，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尚未开始，迪伦却已经在《自由自在的迪伦》中写下了20世纪后半叶回音最响亮的反战歌曲。

    核战争的阴影从二战后就不断萦绕在人们心中。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战后核武器威胁最接近边缘的关键时刻。在黑暗的天空下，迪伦写下《暴雨将至》，用法国诗人兰波式的超现实象征，堆栈出一部核战过后的黑暗启示录：悲伤的森林、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围的婴儿、不断滴血的树枝、上千个没有舌头却仍在讲话的人……迪伦自己说，这首歌的浓密意象，足以让每句话都成为一首歌。

    许多人认为迪伦的第一首抗议歌曲，是1962年初所写的关于种族主义暴力的哀歌《提尔之死》。或许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歌曲显得露骨、激情，甚至天真。

    1962年9月，黑人青年莫瑞迪司被联邦法院许可成为第一个可以进入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学生，引起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巨大愤怒，密西西比州政府甚至用强大警力阻挡他去学校。肯尼迪总统被迫动用联邦政府两万多名部队护卫他进学校，遭到数千名白人攻击，两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迪伦写下《牛津城》这首歌记录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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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他被邀请参加当时全国最红的综艺节目CBS的苏利文秀——一年后披头士在这个节目中的表演将征服全美。迪伦准备演唱《约翰·伯区的狂想蓝调》，但电视台希望他唱别的歌。他拒绝，于是表演被取消。这件事让他在“村子”中、在纽约的民歌与左翼社群中的声望更高。迪伦果然是这个世代的伍迪。

    1964年1月，迪伦发行新专辑《时代变了》。里面有更多的抗议歌曲，让这张专辑成为新世代最壮阔的政治宣言。

    许多人墙壁上挂起了唱片黑白封面上迪伦苍郁的面孔。没有人会怀疑，一个60年代反叛力量的代表，一个体现着青年理想主义的时代代言人，正挺立在混浊的时代洪流中。

    1963年到1964年是民权运动最激烈、白人反制行动最暴力的时刻。1963年6月11日，肯尼迪总统首次公开表示黑人权利是一个道德与法律议题，但该晚，民权组织NAACP的重要领导人艾弗斯在家门口被三K党暗杀。

    艾弗斯的死当然也如雷击般撼动了希望用歌曲改变世界的抗议歌手。艾弗斯被刺杀3周后，迪伦带着这首歌，第一次来到了密西西比州这片燃烧中的土地，来表达他对民权组织的支持。这场演唱会上还有西格、为民权运动而唱的“自由歌手合唱团”等。在1963年8月的华府前的百万人大游行中，迪伦面对台下几十万黑人兄弟们，再次唱起这首歌。

    1963年12月，迪伦获颁一个人权奖。这代表了纽约的左翼和自由派社群对他最大的肯定，因为前一年的得主是长期致力于反核武和平运动的大哲学家罗素。而迪伦，不过是这一年才开始对抗时代的小子。

    但他作为60年代最伟大的抗议歌手已经没有人可以挑战。除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