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电影，都是露天电影。小时候，全公社有十个生产大队，七十八个生产小队。放映队只有一台机器，即便连轴转，每个大队十天才可轮到一次。在我们小孩眼里，放映员就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大队和公社的书记。一旦见了他们，我们就追着自行车，纠缠不休，非要把放映信息问个水落石出。

    看了一场不过瘾，又要追到邻近大队，连续看上三四遍也不嫌烦。镇上有点特权，有的电影全公社只放一场，我们会毫不犹豫扬鞭杀到。大队放电影的场所，自然在大队部。由于位置居中，也还算合理。偶尔轮到哪个小队，那简直是过年般的喜事。我所在的小队处于三个公社交界，所看场次既多，片目也自然丰饶，可谓占尽了地利。

    更令人眼红的便利，是小队旁边，驻了一个营的军队。每周一场电影，几乎雷打不动。若是露天放映，附近老百姓便会蜂拥而来。赶上人家搬进礼堂放映，有面子被放进去的人极少，大多是乘兴而来，悻悻而去。有的小孩从门缝或窗户钻进去，也会被小鸡般拎出来。我的一位学长，一怒之下，往礼堂里拉了一泡屎，被部队扭送到家，哥哥把他打个半死——据说后来他还去拉过。

    放露天电影的场所，多在学校操场、队部篮球场或生产队的场院。饲养所和猪场，若有宽广场地，也是放映的善选。住得近的人，搬来马扎小凳或长凳，相当于雅座一级享受；来得早的，抽把稻草，或搬块石头，坐在离银幕较近的地方。约有一半的观众，只好站在远处，伸长脖子，把电影看完，再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家去。

    银幕多挂在专业的杆子上，有时也直接投到粉墙上。1975年海城大地震那天晚上，我正在生产队养猪场看电影，幕布挂在两棵落花松上。电影放到一半，突然山摇地动，幕布随着落花松的摇动而剧烈摇动，影像自然无法看清。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地震持续几分钟，停下后，人们又聚拢回来，把电影完整看完。

    那时可供选择的片目较少，每个电影看的遍数自然就多，精彩的台词就被大家背下来了。厉害的，几乎可以背诵整部整部的电影台词。外国电影，看得多是朝鲜的、苏联的、越南的、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以及另外几个东欧国家的。《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就是那时学会的。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中唱到：赶快上山吧同志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后来美丽的女主角说：没想到，革命者还会弹吉他呢。这些我们学会后都成了口头禅。

    不知为什么，这些歌和台词，几十年后重温，还会有暖暖的感觉。

    现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饲养所养猪场、文化室以及篮球场，都成为历史云烟了。露天电影，自然也在消失之列。如今的镇政府村委会村民组，弄钱搞经济，似乎都很有一套，但村里的文化生活，可能不在视野之内。村民们也是抱着电视机，各玩各的，凑在一块看露天电影的事，看来再也不会发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到北京时，也看过露天电影，似乎在学校操场上。那时的学校单位，大多都有自己的影院，票价之廉近于白送。现在，大家都得到院线看电影了——舒适固然令人欣喜，但暗中发出笑声的，似乎来自另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