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望去，居庸关宛若一条游走的巨龙，城墙沿着陡峭的山脊修建，巧妙地利用了陡壁、湖泊等因素，形成山险墙和劈山墙，充分体现了长城建筑中“因地形，用险制塞”的特点。在历史上，居庸关屡次被攻破，元灭金，李自成摧毁明朝，均是打通了居庸关，由此策马扬鞭，入主中原。居庸关一破，无异于中原王朝门户洞开。《金史》曾评述道：“中都之有居庸关，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

    1937年8月，居庸关又成为抗日战场，中国军队以步枪、手榴弹、大刀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八十九师的四个团经数日苦战，就伤亡大半，已不足一个团的兵力，王仲廉在居庸关内集合余部，向日军反攻，当夜又夺回了3个山头，汤恩伯苦笑道：“残兵镇守居庸关！”1937年8月19日的《申报》记载：“我王仲廉师第五二九团罗芳珪部，流血奋战，死守不退，以致全团殉国，团长以下无一生存，其壮烈牺牲，实为近代战争所未有。”在战事紧张之时，师长王万龄也到横岭城坐镇，出发前收拾一切物品，不做回来的准备，他说：要是把日本打跑了，当跟踪追击；不幸而失败，则以横岭城为坟墓。此战自8月9日至26日，歼灭日军一万五千余人。汤恩伯在致罗芳珪、王仲廉的战地通信中说：“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吾侪宁死尽以维护此阵地，并不求生还也。望转告贵师全体同生死之官兵也，努力争取胜利为盼！”

    长城叙事，必当有浴血奋战，慷慨赴死的激昂，此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相关，是史诗之源起，为大叙事；但也难免要牵扯戍边者一己之私情，或为离乡之叹，或为个人身世零落之感，相比于民族命运，此为小叙事。

    走在居庸关陡峭的石阶上，那些惨烈的杀伐之声在灰沉沉的青石方砖里淤积，总会让人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很多台阶都已到膝盖那么高，每上一层台阶，都得高抬腿，几乎得纵身而上。不要说搬运军事用品，就是赤手攀爬也是很费力的事，只一会儿便大汗淋漓。那么几千年来戍守长城的士卒一定是体魄健壮，身手敏捷。否则，就无力在层层翠屏之间奔波，何况他们还携带着种种防御装备和武器。

    月下长城，多少有点哀婉的感觉，在诸多文人雅士的笔下，长城已成为旅人寄托离愁别绪的客体，元曲中有一首描写居庸关中秋的作品，“闲将白雪歌，月儿你团圆我却如何？”清代诗人徐兰在《出居庸关》一诗中写道：“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在这些作品中，居庸关被预设为一道心理界线，打上了苍凉、凝重的底色，与“西出阳关”具有同样的心理模式，好像出了长城，便是异国他乡。因此，一些边塞诗、闺怨诗也无形地构造了长城抒情的范式，这是人性的另一面。从来不能否认，即使战死的英雄生前也曾哀伤过，也曾有孤零之叹和身世之感。曾几何时，长城寄托了中国人的诸多理念，从“中华龙”、“民族脊梁”的象征，到“院墙”、“闭关锁国”的隐喻。那么可不可以说，长城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既豪迈又婉约，既壮烈又感喟，既能以身赴死、捐躯国难，又渴望和平、团圆。

    然而以身赴死与渴望和平都是时代的选择，当烽烟再起的时候，长城内外还会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豪迈歌声，那些思乡、思妇、思亲的勇士仍会昂起头颅，挥舞大刀，甚至抱紧形形色色的侵略者，与之滚落悬崖……这种种果决都是长城赋予中国人的性格。

    然而将长城叙事分为大小之别恐怕是不妥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境遇下，国家尊严、民族利益与个人命运都是同样值得尊重的，浩歌与挽歌永远是对长城的两种吟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