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殇

——中国新诗缺乏成熟力作的原因之一

    最近为研究生备课，重读托·斯·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一文，有感于其中所强调的诗人的“完全成熟期”。艾氏说：“历史意识，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想在25岁以上继续做诗人者，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据此，我们可以断定，25岁只是诗人成熟期的下限，此前应属于青春期。至于完全成熟，窃以为，至少也得30岁以上。因为人的思想和心理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速成，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必需达到一定的量才行。果然，读到菲利浦·拉金的访谈录时，发现拉氏与其所见略同。他说：“我认为，到30左右，你才真正看得清事物。‘青年诗人’这个名词对我来说似乎是个矛盾。”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诗人不可能年轻，青年人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大脑真正成熟了，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青春期写作往往只是重复人类在那个时期特有的冲动而已，尽管较易引起一般大众的共鸣。

    试看英语现代诗歌的历史。自从1912年，埃兹拉·庞德发起英诗里的“新诗”运动即意象主义运动以来，英语“新诗”或曰“现代诗”不断发展，产生了许多杰作，因而得以汇入并重新排定传统的秩序。许多重要诗人都是毕生写作，不断探索，才终成大器；而其重要作品大都是在成熟期所作。艾略特（1888-1965）作《荒原》（1921）时年33岁；《四首四重奏》（1936-1942）作于50岁左右。庞德（1885-1972）开始写《诗章》（1915）时年30岁，从此一直写到生命结束。威·巴·叶芝（1865-1939）开始变法时年已近40，其结果是诗集《在那七片树林中》（1904）；以后则越写越好。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写《帕特森》（1946-1958）时年已60以上。菲利浦·拉金（1922-1985）出版第一部成熟诗集《上当较小的》（1955）时年33岁；精益求精的《降灵节婚礼》（1965）和《高窗》（1974）则问世更晚。德瑞克·沃尔科特（1930-）自认为成熟的诗作始于32岁，出版诗集《在一个绿色的夜里》（1962）。

    再看20世纪以前的英国诗歌。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发表第一版《草叶集》（1855）时年36岁。丁尼生（1809-1892）发表《怀念》（1850）时年41岁。拜伦（1788-1824）虽早夭，但作《唐璜》（1819-1824）时年已31岁了。威廉·渥兹渥斯（1770-1850）发表《序曲》（1805）时年35岁。弥尔顿（1608-1674）完成《失乐园》（1667）时年59岁。莎士比亚（1564-1616）出版《十四行诗集》（1609）时年45岁。斯宾塞（1552-1599）出版《仙后》（1596）时年44岁。以上所举都是大师们的杰作。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成熟的作品往往完成于诗人30岁以后。此后，他只有继续不断写作，才可能产生杰作。再拿我国新诗的发展史来对照着看。汉语新诗可以说与英语新诗（即现代诗，有的评论家也称之为“新诗”）的发展历史极为相似。首先，二者几乎同时起步，甚至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一直平行共进：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英国诗人威廉·燕卜荪曾讲解介绍叶芝、艾略特、奥登等现当代的英语诗人的作品，对同时代的卞之琳、查良铮、杜运燮等中国诗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次，汉语新诗在语言和形式上与传统格律诗有很大的断裂，英语新诗同样发生了类似的断裂：庞德、威廉斯、卡明斯等新诗开拓者一开始就试图背离英国格律诗传统，创造适合美国习语的新形式；叶芝则从题材和语言入手，创造爱尔兰现代诗。所以有人说，英语新诗是一个爱尔兰人和两个美国人造就的。它在语言和形式上都与传统英诗大不相同。再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几位极有才华的青年诗人阵亡，如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等，因而有人说，这导致美国人和爱尔兰人占了上风，从而改变了英语现代诗的历史。而我国也有一些重要诗人夭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汉语新诗的历史。

    仔细考察之下，我们发现，许多成名的诗人在完全成熟期到来前后，中断或改变了创作道路。这至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生理死亡导致创作终止，而更多的是另一种，即社会政治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导致艺术生命的变质。我们不妨都称之为“殇”。殇者，夭亡也。生物生命的夭亡属于天灾，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为不论什么原因导致死亡，创作都不再继续。徐志摩（1896-1931）去世时年35岁；闻一多（1899-1946）去世时年47岁；戴望舒（1905-1950）去世时年45岁；朱湘（1904-1933）去世时年29岁；海子（1964-1989）去世时年25岁；骆一禾（1961-1989）去世时年28岁；戈麦（1967-1991）去世时年24岁。前3位在中国新诗史上属于佼佼者，因为他们都已进入完全成熟期，如果天假以寿，成就自当要大得多。艺术生命的夭亡则似乎是中国特有的情况，因而也对中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影响。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许多诗人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949年，第一代诗人郭沫若（1892-1978）57岁，冯至（1905-1993）44岁，臧克家（1905-2004）44岁，艾青（1910-1996）39岁，卞之琳（1910-2000）39岁，再下一代，穆旦（即查良铮，1918-1977）31岁。比他们年轻的诗人就不足论了。这些诗人的重要作品都完成于1949年前，此后则无以为继了。1966年至1976年则又是严霜肃杀，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不可能有艺术生命复苏的迹象。幸存的屠岸（1923-）在1995年撰文检讨说：“20岁后，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我信奉诗歌服务于革命的原则。这当然是对的。但由于自己的幼稚和教条的侵蚀，我一度陷入公式化的泥淖，接着来的是迷惘。我终于拒绝仿制伪诗，因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的诗创作记录簿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新时期的曙光重新照亮了我的诗笔，使我重新尝味创作的痛苦和欢乐。诗给了我的生命以再生。”（《深秋有如初春·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经历有一定代表性。能自我反省，觉今是而昨非，堪称难能而有勇。

    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诗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正值完全成熟期。他们遭遇到的危险主要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对充满诱惑的漩涡陷阱，此时坚持不住者，必将被淘汰，同样也是一种夭亡。只有幸存者才有可能创造出杰作。其后继起的7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逐渐走向成熟。所以说，迄今为止，中国在新诗领域都还几乎没有机会产生完全成熟的大诗人，这正是中国新诗缺乏成熟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命途多舛的中国新诗才刚刚有了走向成熟的希望。不管怎么说，现今的环境和气候比以往都好。不出意外的话，新世代的诗人应该有成熟的机会和时间。新诗百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诗人们，努力吧，“把艺业学好，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叶芝诗句）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