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五月，大街上满是杨树的飞絮，偶尔刮过一阵风，浑似细雪一般。空气中时时飘来沁人心脾的槐花香味。这种季候，原来很适合赏槐花，尝新笋之类，但此次在京留连两日，足迹却都赋予了旧胡同中的广东会馆。

    从网上查到，幸存北京的广东会馆，将大部分拆除，叹息之余，唯一能做的，只是拿上相机去寻觅这些老房子，希冀能留下一鳞半爪的记忆。

    友人从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中，很快检索出一串地址。按“先易后难”的想法，我们先寻到了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这里也是我们两人的乡里——南海会馆，现在是北京市级保护文物，门上有碑记说明，十分好找。

    南海会馆的大门，由于历年修路的缘故，门比米市胡同的路面还低近两米，头门还完好，第一进天井里，有一株两人合抱的老杨树，串串絮花随风轻飏。问了一下居民，我们沿右侧走，右路的一排厅堂，保存较好，小院寂静，有一初中生模样的孩子在玩陀螺，问了他一下，他头也不抬地指指背后的一所，继续摇手上的玩具。

    这里正是南海“康圣人”（康有为）的旧居，从光绪十八年起一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为止，康有为在这里先后住了十余年。重门紧锁，既不得其门入，纵入得，想来也不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物事，可供我们凭吊。我在想象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屡试受挫之余，忽然登上进士榜，踌躇满志地向科举终点———翰林冲刺。他千方百计托关系，搭上他的大同乡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多方送礼求情，要跻身玉堂之列。不知是他名声不好还是李侍郎相术过人，总之，康圣人的词臣梦是落了空，只落了个“工部主事”的小京官。自此他又走上了“变法”的另一条道路，转而攀上另一老乡张荫垣的路子，从而引发了戊戌变法。可以说，这里倒真是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段风云。

    据史料记载，康圣人旧居院落，原有大树七株，故名“七树堂”，又因屋形似船，又名“汗漫舫”，现在除了满地横流的污水外，树的影子都找不到，幸而托“圣人”的庇荫，这处院落倒能幸存下来。我的高叔祖是戊戌年的进士，高祖还曾经参与过“公车上书”，他们当年也曾经在这里备考，说不定还和圣人有过不少交道，不过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辨认足迹。去年底，这里邻院因电线负荷引发火灾，差点把圣人故居付之一炬，今天仍可看到墙上烧过的燎痕。

    从南海馆出来，紧靠一旁的45号门牌，是南海榜眼谭宗浚的旧居。谭宗浚（1846—1888）字叔裕，籍属南海，但据他的会试朱卷所记，实际上是“世居省城西关”，其父谭莹是有名的学者。谭宗浚为同治十三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即所谓“榜眼及第”，这里就是他的旧居。谭宗浚的名字现在的北京人没多少人知道，可是说到他儿子所做的“谭家菜”，却是无人不晓，他儿子名谭祖任，字篆青，家里有几房姨太太，能烧一手地道的广东菜，尤以鲍鱼的烹调名动京师，一时名声远播，于是祖任索性做起“私房菜”生意，有时偶尔也陪食客喝一杯，人称“谭家菜”。除了烹调精美，用料考究外，谭祖任将家宅布置得十分风雅，据李一氓先生回忆，堂屋中央还挂有石涛的山水真迹，加上谭本人也克承家学，善书法，能作词（著有《聊园词》），无怪乎谭家菜名声大噪，要提前半月才能订到。

    今日的谭榜眼宅第，门口极不起眼，里面仅余三两处厢房还是原物，一株合抱粗的香椿树，如此而已。谭家破落后，厨师被调派到北京饭店掌勺，谭家菜俨然成了国菜，今天据说吃一顿还是身份象征，一桌非数万元莫办，当然，已没人记得米市胡同中的这个出处了。

    从米市胡同出来，可步行至上下斜街，下斜街有长椿寺，原为明神宗生母所敕建，今新修复为宣武区文化馆，里面专辟有展厅，展示宣武区之旧会馆。从里面的陈列中，可知道附近曾有多达百余所各省会馆，与广东有关的，有顺德馆、仙城（广州）馆，均已在近年拆除。仅余东莞会馆及番禺会馆还留着，我们拍下了这两处的外貌，便按图索“馆”找到了上斜街。

    上斜街口到处贴着拆迁的通告，东莞会馆的大门上也贴了一张，看来不久就会夷为平地，进门是一座饶有特色的船厅状建筑：外观颇像岭南园林的“船厅”，飞檐外观优美，保存尚好，船厅的一端以回廊与另一正厅相连，由于搭建的部分太多，已看不清原来的结构，但想象它原来的外观，一定十分优雅别致。从资料上得知，东莞会馆建于道光前后，陈伯陶、容庚、容肇祖等名人均曾在此居住。

    东莞会馆旁，就是番禺会馆的所在。番禺会馆属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外观上见不到保护标志，更奇怪的是，这里连大门也找不着，可能已拆去。我们绕行了一圈，只找到一处百余年的厢房，厢房门口搭了一座小厨房，一中年汉子在炒菜。当我们上前询问是否有番禺会馆时，厢房中走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问我们是否从台湾过来？当知道我们是广东客人时，老人家显得有点激动，原来她也是广东人，老家在香山（今珠海），她是我们这次寻访中唯一遇到的一家仍住会馆里头的广东人。老太太说，这里就是潘家的故园，前几年还有潘家的后人从台湾回来寻根。

    老太太口中的潘家，指的是道光咸丰年间名满广州的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他早年获“钦赐举人”，又捐了个刑部郎中，家富资财，在京师相当有名。回广州后以筑名园及刊刻《海山仙馆丛书》著称。这里原来是潘的宅第，后来龚自珍也在此居住，之所以列为保护文物，与龚自珍不无关系。龚与潘曾打过交道，潘家的著名藏品汉赵飞燕玉印后来就转到了龚自珍的手中。至于宅子，在潘仕成回广州后就捐给了同乡会作会馆之用。

    老太太的女儿十分热心地拉着我们介绍潘园的旧貌：这里曾有一座月亮门，这里曾有一座大假山，这里曾有一棵两个人才抱得住的大树……现在连丝毫踪影都没有，望着到处搭建的厨房茅厕，和墙边乱堆的花盆煤球，脑子里完全拼凑不出它的风雅原貌来。

    老太太一定要拉我们进屋喝水，我们婉拒了。从房门可以望到里面一片的凌乱，小小的房子住了三代人，其拥挤可想而知。拍下一点外貌的照片，我们便告辞了，临了老太太幽幽地说，房子也快拆了，不知要到什么地方住去？

    寻找前门的广东会馆是最困惑的经历。熟悉清史的朋友告诉过我们，广东馆在打磨厂，就是张荫垣曾主理的那家会馆了。寻到西打磨厂胡同，我们都倒吸一口气：这里已大片大片地拆去四合院群，要扩马路及“危房改造”，路边待拆的房子上贴满“早动迁早脱险”之类的宣传标语。问了几个住户，大概都不是老街坊，回答都不得要领。

    在附近转悠了几个街区，一直走到了大栅栏附近，意外见到一处灰墙红柱，新修复的会馆，上有标记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汀宁会馆北馆”，汀宁者，福建汀州宁化之谓也。推门进去一看，装修还没完工，民工还在做油漆活儿。

    北京工匠修复建筑的工艺，也确实是一流。这所会馆从外观上，你看不出它原来饱经沧桑的痕迹，不过从我们一天下来跑老房子的经验和这里周围的房子来推测，它原来肯定也是面貌全非。会馆的正厅，梁架故意不施朱漆，走近细看，梁架上还保存有彩绘，这是典型的明代风格，正厅台阶下，卧着一方碎为两截的万历旧碑，可知这里确实是明代的遗构。厅前一株老槐树，胸径两米有余，有一枝条刚抽芽，好像预兆着老屋的生机一般。另一侧的跨院，也修复完好，一排排的厢房就是昔日赶考士子们的暂居处所了。

    遍寻不获广东会馆，只好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酒店。灯下打开相机，检视一天的劳动成果，仍不死心，又上网去搜索“北京广东会馆”，终于在一个北京人自发拍照保存旧四合院的网站上，找到了“西打磨厂190号”的广东馆地址。

    翌日清晨，又再回到被瓦砾包围的一小片仅剩的西打磨厂东段，就在离同仁堂药店不到一百米处，我们找到了广东会馆，推土机已开到身边不足二十米了。

    广东会馆的正门并不太起眼，与南海会馆相仿，第一进园子里有一株百年的柳树，树下还有几块吸水珊瑚石堆在那儿，可能是昔年园林小品的残迹，这种石是广东园林所爱用的。二三进的厅堂，较其他县级馆的稍宽敞一点，门窗用料，仍然坚固结实。由于动迁的缘故，院子里只剩下五六户人家，搬空的房子里，蛛网飘摇，尘土满布，令人觉着压抑。

    会馆的头门、二进、三进均保存完整，门窗用料都考究，在二三进之间有天井，里面不消说已搭建了四五家的厨房，在两处厨房的间隙，煤球堆与破花盆之间，我意外地瞄到一块厚重的暗黑色平板石块。“碑记！”脑中飞快闪过一丝欣喜。我们两人用力将它掀翻，摆正，用纸巾揩去上面积有数十年的尘土，果然是鼎建会馆的碑记，可惜只剩了下半截。从文章语意分析，作者应该是位翰林，但未见落款部分。年代也不详尽，但捐款人名单中，有广东人熟悉的“冯敏昌”，且注明其身份还是举人。冯字鱼山，为“岭南三子”之一，乾隆四十三年翰林，可知此碑建立必在此年之前，亦证明了广东馆的创建时间。

    我们当即决定要将它拓下来以存文献。驱车赶到琉璃厂，想买宣纸和拓片用的蜡墨，纸是每一家店都有的，蜡墨却居然连荣宝斋都寻不到。回想十年前，正是在荣宝斋让我第一次见识到有蜡墨这种方便快捷的拓片工具，让我感叹北京真是文化古都，今天，走遍琉璃厂居然已无人知道蜡墨为何物，真使人有隔世之感！

    空手走回尘垢中的西打磨厂胡同，我们从不同角度拍摄断碑。收拾好相机后，已是黄昏时节，夕阳将院中的古柳映作金黄色，在半黑暗的背景衬照下，分外撩人诗思，看着门前板凳上静静坐着的老人，墙上张贴的倒数着动迁日期的标语，墙外庞然大物般的推土机……我们的眼光最后仍停在会馆大门上，目送着门房陷入京城苍黄的暮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