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中导演笔记》黄健中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回顾以往，不记得哪一段路途平坦，福祸相依成为生命与事业的规律。

    17岁高中毕业那年患了肺结核病，病情较重，医生诊断需休学两年。第一次遭遇厄运，有如天塌地陷，事业、前途一片漆黑。半年卧床养病，完全遵守医生嘱咐，绝对静养，连同服药与作息都十分准点。单调的生活过了6个月，竟奇迹般地好转，到底是17岁的生命，生理机能旺盛，两年的养病期半年痊愈。这场大病之后，懂得健康的重要性，从此注意锻炼身体，重视调节，几十年来未再得任何大病，小病也似乎少到没有，至今年届七十每天能工作12小时以上不觉疲劳。养病期间还养成读书的习惯。起初读小说，抓到什么读什么，时值我二哥在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告诉我这样读书事倍功半，终生只会在小河沟里扑腾。他要我读史，读经典作品。他说：那是长江，是黄河。从此读中国文学史，读经典作品，继而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读18世纪、19世纪法国文学，读电影同样边读史边看作品。从青年时期到中年，这个习惯不断，无形中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17岁的我，因为病，养成了静养习惯，渐渐学会了静观，静思，静读……我学会了以逸待劳，工作疲劳了，静下心，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即能调理；遇到麻烦了，静心思考，自然而然能想出办法；遇到复杂事，静心观察，细心梳理，必能去伪存真，辨明是非。

    19岁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是一座艺术的殿堂。环顾周围，比较同龄人的学问，我是一块凹陷的盆地。做导演这个行当，从场记、导演助理起步，多数人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论知识、学历，我自愧不如。但是我很快发现，北影是一块沃土，这里聚集着国内诸多电影大师——这是我最好的大学课堂。从1960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六年半时间里是我的奋斗期。除了工作，我每天读书四个小时，不拍戏时，我到摄影棚观察大师们如何拍戏。我把摄影棚当作课堂，不仅观摩他们的拍摄现场，注意他们的不同风格，我也研究他们的电影。张水华的影片《林家铺子》我先后看了二十几遍，这种读电影的方法成了习惯，保持至今。好电影不看三遍五遍不算看。读书也是如此，丹纳的《艺术哲学》、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学基础》以及《爱森斯坦论文选集》《普多夫金论文选集》成为了我这一时期的枕边书。除了拍片、担任场记工作，读史、读论文、观摩电影、观看拍摄现场，充实着我每一天的课程。六年半的时间，我再环顾周围，凹陷的盆地不再那么明显了，最大的收获是养成好读书、爱思考、喜独立见解的习惯。可惜良好的环境被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垮了。

    1967年到1969年间，全国再也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没有了读书和艺术创作的环境。这三年，环境的影响把我读书的习惯推向马列和毛著，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三年的读书生活，对我后来的创作，无论是对作品的整体把握，还是对作品主题的开掘都有着相当的影响。——这是意外的收获。

    1970年1月，北影厂除了留下少数人拍摄“样板戏”，几乎一窝端下放到北京郊区大兴县黄村“五七干校”劳动。我一去就是三年八个月。第一年我在连队食堂当管理员兼采购员，第二年在连队当生活副连长，第三年在干校养猪场当场长一年八个月。下干校，对自己的导演梦无疑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人们普遍对业务前途感到渺茫，“五七”的谐音“无期”，“五七干校”成了“无期干校”。庆幸的是，我因为有食堂采购任务，多数时间可以避开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有时还可以接触社会各种层面的生活，业余时间偷偷读书也不容易被发现。干校生活的第三个年头，心灰意冷弥漫在每一个人心间，工军宣队也疏于管理了，每个班几乎都有一两堆人在打扑克。我在养猪场养猪，因为猪场的气味很臭，它与干校总部、连队还有相当距离，很少有人光顾到猪场。这段时间，我无意中阅读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资料，偶尔还能读到法国新小说派杜拉斯的作品，它们魔咒般吸引着我。我开始注意世界电影的叙事方法、时空的自由度、电影语言等在发生变化。“文革”前夕，我有幸观摩两部“内部参考片”，一部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一部罗伯-格里叶的《长别离》，它们都是60年代初法国新浪潮的开山之作。那些年，萦绕在我脑际里挥之不去的影像都是这两都电影。——这就是1978年秋，我参与拍摄电影《小花》非要拿这种新感觉试验一下不可的原因。

    厄运几乎伴随着我的导演历程。影片《如意》，党委审片时八票通过七票反对，搁置了一年，反对者批判我从创作思想到创作立场都存在严重问题；《良家妇女》充满着性意识，《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差一点成为1987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1995年的一部电影胎死腹中……几经磨练，我明白了，做导演不仅要拼智力、体力、毅力，还要有一根坚强的神经。

    2001年退休了。细细一算，我做导演工作，从独立导戏到退休还不到20年，心里哀哀的，总有不甘。不做电影了，我转向电视剧。60岁艺术从零开始，我在电视剧里尝试着在电影不曾尝试的领域。我的电影多为“小桥流水”，我在电视剧试验着“大江东去”，于是有了《越王勾践》《大秦帝国》《大风歌》；也有了从未尝试过的武侠戏《笑傲江湖》；跨国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世纪末的晚钟》；年代戏《美丽无声》《经纬天地》，改革开放后的现实题材《海棠依旧》《天堂秀》和《王海涛今年四十一》。田汉、夏衍几位前辈在苏州同里镇的退思园留下一幅墨宝：“由退思进，因忙得闲”。我把这句话作为退休后的座右铭，年复一年，不知不觉现今已经年届七十。10年间，我导演了近500部集电视剧，整理了这部《导演笔记》和《导演日记》，这才开始感悟着老骥伏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