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子来访，持某某草书两件示笔者，曰近期书画报刊多抬举之，誉之“当代狂草大师、新草书创始人”，又书画界圈内外几位名师大家也有高度评价之捧场文章出场云云。

    视某某作品，点划潦草，横扫竖插，基本笔法俱不到位，狂则狂矣，以此称草书，实在不敢恭维。

    捧场抬轿，胡吹乱捧，或有不便告人的动机。碍于情面者，如果敢到不顾事实的地步，应与“不便告人”无异。就旁观者看来，评论者可以无语失语，但不能胡言乱语；失实的捧场抬轿，轻者混淆优劣，误导后学，重者须承担摧毁艺术的罪过。

    若先不究他人罪过的话，说千道万，从艺者终须自己清醒，贵有自知之明。搞艺术与治国从政“烹小鲜”应该是两回事，但独有一点非常相同，即必须识别真话假话。看似无情的针砭棒喝都可以领教，只要真话，就有真情，就是醍醐灌顶。爱听假话（如果明知假话也爱听，更糟糕），受人抬轿，先把自家耳朵惯坏了，骨架子闪酥了，以后浑身都落下毛病，如何打理？

    《史记·赵世家》记有忠臣周舍以直谏报答赵简子（即赵鞅，赵国始君）的事。说赵简子的属臣周舍喜好直谏，常以忠言规劝其行为。周舍逝后，赵简子听朝时闷闷不乐，诸位大夫以为做错了什么，慌忙伏地请罪。赵简子曰：“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

    唯唯，即唯唯诺诺，归顺附和态。鄂鄂，即谔谔，直言争辩貌。看来赵简子很有自知之明，至少清楚周舍直谏之谔谔比那些捧场抬轿的唯唯之声忠实。耳边多了唯唯，少了谔谔，忧虑即是清醒。倘若一不小心让捧场抬轿的唯唯忽悠晕了，真以为天王老大自己老二，立马犯晕张狂起来，别说治国平天下，恐怕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闲聊中，又联想到三国时的孙权（182－252，字仲谋）。孙权，善行草书，子孙中孙休、孙皓等亦善书。唐代张怀瓘《书估》将孙权、谢安、王导等人书艺并列三等，与韦续《墨薮·九品书人论》列其书入“中之下”，所见略同。据明代杨慎《法帖神品目》载，杭州粟山有孙权刻字，现今存否不知。

    《三国志·张昭传》说孙权有次在武昌宴饮大醉，命令以水泼群臣取乐，曰“今日酣饮，唯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只有醉瘫于台中方得罢休）”。臣属张昭正色不语，拂袖出门登车欲去。孙权急忙“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张昭遂以商纣王设“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的史鉴，谔谔一番，孙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兄死受事的孙权能够以周瑜、程普督佐左右，联刘（备）于赤壁破曹，陡然雄起三国之势，当非等闲之辈。酒酣大醉，兴致正高时，也能听信谔谔，英雄的度量气魄都属难得。昔日读南宋词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觉得稼轩褒扬三杰时压了孙权一头。又知南梁庾肩吾《书品》称曹操书法“笔墨雄瞻”，列为“中之中”，张怀瓘《书断》评其书“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定为妙品，皆推曹操书艺于孙权之上，遂料个中必有诸多缘由。后来看《三国志·注引魏略》中孙权奉迎曹操，被曹操一鼻子呛回来，方知谁个真正厉害。

    当时“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即奉迎曹操废黜汉天子，自立为帝；曹操不受抬轿，还将孙权书公开，“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这小子想把我架到炉火上烧烤吗）？”

    曹操一句震醒，千秋士子不服不行。孙权亦是一方霸主，生前有没有被忽悠过，很难说，但他公然去吹捧曹操，肯定别有用心；如果曹操受用，烧烤糊了，必被捧杀，“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就成了事实。曹操清醒，自有定力，拒绝烧烤，孙权奈何。

    艺术崇尚真善美，必须远离虚伪。面对金钱美色，不动心，好样儿的；面对吹捧抬轿，能不动心，也是好样儿的。史实若镜，不论事大事小。拒绝烧烤，多些自知之明，既是善待自已，也是善待艺术。

    记住，毛病不是惯出来的，就是自家招惹来的。

（2005年6月17日）

    读过明代马中锡《中山狼传》的人应该很熟悉，赵简子，就是那个让东郭先生忽悠了一番就轻易放弃搜狼的大将军。

    赵简子赵鞅，在春秋末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笔者中学时初读《中山狼传》，曾为开篇所写的“鹰犬罗后，捷禽鸷兽，应弦而倒下者不可胜数”的赵简子叫好，没承想，读文方至三百余字，赵简子“求狼弗得，盛怒，拔剑斩辕端示（东郭）先生，骂曰：‘敢讳狼方向者，有如此辕（敢隐瞒狼逃跑方向者，死如断辕）！’”将军忽然变成炮仗，吓得那书呆子战战兢兢地狠狠批判恶狼，讲了一番对中山狼“性贪而狠，党豺为虐”的深刻认识后，方骗得赵简子“回车就道”默然而去。读毕，当时确实有点小瞧这位赵将军，以为他可能真似《中山狼传》所写的那样足勇乏智，容易听信虚言。

    待读到《史记·赵世家》记赵简子很看重以谔谔直谏，规劝其行为的周舍，而不相信众臣唯唯诺诺的事，方知赵简子本不简单。窃以为，欲成治国大业者，小事糊涂，实不要紧，能做到大事不听邪，不犯糊涂，就很了不起。身为天子或重臣，围定周边的人不可能都是忠于社稷的正人君子，无论是非皆唯唯诺诺的，掩盖的必是阴暗的算计。能耳根子都长心眼，冷静公平处事的，多半都是打江山的主儿，因刚刚从血雨腥风中闯荡过来，辨识忠奸绝对攸关生死，都得跟秤戥子似的精明。待到耳朵惯坏，骨架子闪酥，指白为黑，讲不讲天地良心就很难说了。

    元初大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王孙，官集贤直学士。按理说，赵的官位到不了重臣“唯唯”或者“谔谔”那份上，但书画家下笔写画出来的活儿，跟为官做人的媚与俗有否关系，还是很值得琢磨的。据《元史·赵孟頫传》和赵孟頫的《松雪斋集》之附录杨载《赵公行状》等记载，其中一段元世祖忽必烈与赵孟頫的对话实录，颇能发人深思。

    某日，世祖忽必烈问赵孟頫：“尚书留梦炎与右丞叶李，二人优劣何如？”赵孟頫回答：“留梦炎昔日与臣父同在宋朝，彼时臣尚年幼，甫数岁，其或忠或佞，臣不能知。”因畏惧留梦炎可能余势犹炙，赵先将往事作一番推脱，实则掩盖奸佞贾似道专权时留梦炎的作为。

    说到现在留任元朝的留梦炎，赵孟頫极力高荐，还顺着竿儿地胡吹一通：“今幸得与梦炎同事天朝，梦炎为人性重厚，笃于自信，思虑甚远，善断国事，有大臣之器。”接着，谈到谔谔忠臣叶李，赵孟頫故意含糊其辞：“李所读之书，即臣所读之书；李所知所能，臣亦无不知无不能。”。虚以自谦，实则暗贬，置叶李为可有可无。

    忽必烈生就鹰眼豹胆，当然忽悠不着，曰：“卿意岂以梦炎贤于李哉（难道你以为留梦炎比叶李还要贤明吗）！”一句话点破赵的盘算。然后，忽必烈进一步分析了孰奸孰贤的根据：“（留）梦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仕途顺达，从未受过排挤，而且在”贾似道怀谖（奸谗）误国，罔上不道”的时候，留梦炎依阿取容，唯唯诺诺，没有说过一句尽忠的话以悟主听。对忠臣叶李呢，忽必烈的分析更加持论公道，完全是明主见怜英才的口气，说当年“（叶）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阙门上书，请斩（贾）似道，是李贤于梦炎，明矣。”认为叶李为除奸佞，不顾安危，竟敢以布衣身份上书，胆魄可贵；尽管叶李平素“论事厉声色，盛气凌人，若好己胜者，刚直太过，故人多怨焉”，但却是一位难得的刚直君子。

    看来，还是忽必烈厉害，明知宋王孙赵孟頫在玩心眼，却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卿以梦炎父执友，故不敢斥言其非（因为留梦炎与你父有交情，所以你就不敢指责其不是）。今朕既得卿之情（今天朕算是知道你都在想什么了）”，最后让赵孟頫赋诗一首讥刺留梦炎，颇有敕令属官立马划清界限的意思。

    皇上敕令作诗，当然没得商量，赵只好奉旨赋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首句写留梦炎荣中状元，身受过大宋恩典。次句批评他在国势危急时唯唯诺诺，不作为。一个“不尽言”，亦为留梦炎掩去多少罪衍。后半让步，情多宽宥，说往事已非，现在不说也罢，希望今后以忠直报效元朝廷。赵孟頫这首小骂大帮忙的诗，很符合当时急需人才的世祖心思。记载者以“上善卒章之意（世祖认为赵诗最后一句意思甚佳），叹赏不已”了结，称诵和谐，皆大欢喜。

    读过这段君臣对话的读者，再去翻检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赵孟頫书法的“奴、媚、俗、甜”等诸种品评，肯定会在理解的基础上有些新的眼光。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评赵书，曰：“自欧虞顔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自成一家。若赵承旨（孟頫）则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然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王世贞虽然说“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实为借言一抑；又指其书“时有俗笔”，则是直指要害。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评“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正脉之传，递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论字及人，居然说到“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面子丁点儿未给。后来至清，王文治的《论书绝句》评赵孟頫书法，曰“狂怪余风待一砭，子昂标格故矜严。凭君噉尽红蕉密，无奈中边只有甜。”末句“只有甜”，对赵孟頫的书法及其为人都是一针见血。

    谁家天下无忠臣？忽必烈并不忌讳美誉前朝重臣，但坐江山，宁要叶李的谔谔，不要留梦炎的唯唯诺诺，忽必烈清楚得很。赵有否故意误导，怀着送元朝一个奸臣的坏心思，话不好说，也没必要假设，但由这段对话了解君臣二人，应该洞壑了然。

    字如其人，信也不信？对赵孟頫，可以观其书习其书，随便；但是，如果要认真研究赵孟頫及其书法，不可不细味这段对话。

    自认匹夫有责，并有忧国忧民之思的读者，到书场，听那说书人唱“瞪眼儿的忠臣，抹蜜儿的奸臣，揣一肚子坏水儿的阴小人”时，大约不会去说仁智各见，无可臧否的。是非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200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