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在时空的坐标中，一个人生的辗转轮回、一段历史的沧桑巨变由此定格。从女性的立场来看，西藏妇女的解放与发展更具有典型的意味。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一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透过这些口述的历史，从跨越几个时期的长者到新生的一代，如溪流般平实自然的语言使往事不再遥远，那曾经的贫苦、目睹的惨状被幸福的生活所替代。这其中，藏族女性艺术家的艺术人生不仅呈现着一份独特的艺术风景，也显现着藏族文化艺术的接续传承与绵延发展。为此，我们特选载了该书中由池雨花采访整理的两位藏族女性艺术家的口述实录，通过她们的视角见证这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倾听她们为这一片雪域高原践行艺术使命的诉说……

西藏的女儿

——西藏和平解放60年女艺术家口述成长史

    才旦卓玛  后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想唱这首歌。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我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是老师懂得我的心思。我想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里头表达了出来。

    德珍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原先西藏的女孩子就不能画画嘛。当时的绘画形式基本是唐卡，唐卡是女孩子不能学的。现在，好多女孩子都在学画唐卡，也自己出了一些作品。

才旦卓玛：从农奴的女儿到人民的歌唱家

    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藏族普通老百姓对生日也不重视。我只记得妈妈说过，我是在割麦子的时候出生的，记得那年是藏历的老虎年，大概是1937年吧。后来我去内地上学的时候，在填表时就填上了1937年。组织上要求我把出生月日填上，实在是记不住日子了，就选择了8月1日“建军节”作为自己的生日。

    我的父亲曾是制作首饰的银匠，在旧西藏，银匠铁匠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社会底层。我的家庭是比较穷的，也没地，也没有房，所以过的是农奴的生活。农奴租地主的、西藏贵族的地啊什么这些，我劳动，反正最后收获给他一半，我们自己一半。但是你今年收成很好，得到一半是可以的，今年收成不好，农奴主的还必须要交，因此生活上完全没有保证。

 在舞台上演唱的才旦卓玛（中） 中国文联网记者 孟祥宁/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到了我的家乡日喀则，他们的驻地跟我们家很近。刚开始不了解解放军，有人说，解放军又抢东西，抢什么，说给我们老百姓听嘛。后来我们发现解放军从来不给老百姓找麻烦，而且他们住的都是搭的帐篷。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打水有一个井比较远一点，我们从家里带着桶去，打水的地方有很多农田吧，农田冬天不种东西，空闲的，空了以后，他们在那里搭的帐篷，然后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以前藏兵来必须要占老百姓的房子。反正到我们这选了这个房子，选了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腾出来，而且腾出来以后，他住在这里，他的吃的，都得你们负责，这儿的老百姓负责。所以一对比嘛，发现解放军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从来不给我们找麻烦。

    当时部队有一个文工团，他们天天又唱又跳，我可羡慕了，我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啊。为什么羡慕他们呢？ 主要是他们唱啊，跳啊，我们感觉他们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有吃的，有穿的，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部队文工团深深吸引了我，渐渐地，我开始参加由青联组织的一些活动。

    我那时候参加活动就是唱唱跳跳。唱唱跳跳，还给我们一点吃的东西，吃的都是好的东西，家里没有吃过的。我们家里只能是糌粑啊、喝茶啊这些，他们那里有糖啊、饼干啊，这些东西很多，给我们吃，所以我就想，这样多好啊。他们听了我唱歌以后，就说：你唱得很好嘛，你到我们这来，给你吃的，给你穿的。

    那个时候我自己想去文工团，但还不敢自己做主。我就这样跟他们说了，我说我想，但是我要先跟家里说，看家里父母同不同意。后来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跟你们家里说。正在考虑是否加入文工团的时候，1956年，正好有一个由西藏团委组织的赴内地参观的机会，他们组织了一个“西藏青年参观团”去内地，我被选为其中一员。因为有许多藏族青年在一起，家里便同意我去了。1957年初，我就与其他藏族青年一起去内地参观了。

    参观团在内地参观了一年，我们到了北京、上海、武汉、南京，东北那边，大连啊什么，都去了，参观了十几个省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就心里有点怎么说，紧张吧。那个时候我们西藏有反动的宣传嘛，他们说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是要把西藏的好多年轻人都带到内地去，还回不去了。到哪里去，我还能不能回得去，就想这些，就有点紧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第一个地方就是到北京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接见我们。我们那个时候在西藏就知道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都叫朱总司令。因为解放军进来的时候，带着照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都知道，这两个是好人。所以当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接见的时候，也非常激动的。我们到的地方都和西藏不一样。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天天好得不得了。有吃的，简直是非常幸福。然后我们到东北去以前，给我们每个人做的皮大衣，鞋子帽子什么都做好了，一个一个都很漂亮，知道吗，看看自己，互相看看，大家都高兴得什么似的。 

    去内地参观前没参加文工团嘛，回来以后就参加了文工团。为什么呢，我从内地回来后，我家里一看，我父母一看，他们说，我小孩都变样了，原来穿的旧粗氆氇衣，换上了鲜艳的毛料新藏袍，人养得又白又胖。父母说，小孩都变了，共产党这个人可能会是好人。后来我也跟他们说嘛，人家内地人怎么过生活的，人家农民都是自己种自己拿走。后来我妈妈又说，这个共产党肯定是个好人。后来我去参加什么活动，她说你去吧，爸爸也说你去吧，就这样，我参加了文工团。

    那是1958年，我21岁。到了文工团，我目不识丁，困难重重。领导便送我到陕西咸阳，进入设在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文化。在那里的半年，我们开始学那个bpmf，学汉语拼音，还学藏文。

    在西藏公学学习半年之后，机遇再次降临到我的面前。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我报了名，竟然被录取了。当时学校来招生，我们好多人都考试嘛。老师就听我们文工团的人介绍，有一个女孩嗓子很好的，叫才旦卓玛，你们可以听一听。我凭的就是这个嗓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1958年底，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刚开始，语言不通，我是汉字认一点点“你我他”之类的，藏文稍微会一点点。气候、水土、饮食都让我感到不适应。刚开始我经常偷偷哭泣，也产生过回家的念头。但学校对藏族学生非常照顾，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渐渐地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刚开始学习时，我闹过很多笑话。老师上乐理课，在上面写着简谱，看老师写的“123”，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问旁边一个从青海来的藏族同学，老师写的“123”是什么意思？同学说那就是简谱。　

    幸运的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了几位好老师，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师。第一次上课，王品素老师把我领到了音乐教室听唱片，我听着那些花腔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她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区。老师当即决定不让我走传统路数，让我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指导我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现在想来，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丢失自己的嗓音特质。

    我们藏族歌曲的最大特点，是既高亢嘹亮，又悠远婉转，这也许是辽阔的草原环境对藏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但是，以往在藏歌演唱中高亢嘹亮往往失之单薄、甚至刺耳，悠远婉转常常显得纤弱，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演唱技巧，是源远流长的藏戏唱腔中的“震谷”。所谓“震谷”，是藏戏唱腔的特殊装饰颤音技巧，不经过特殊的长时期的训练，是不容易掌握的。王老师对“震谷”作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在藏族歌唱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针对它发声中存在的弊病，精选多首典型的藏族民歌作练习曲，指导我用气息支持歌唱，使喉头和声带活动自如。经过反复练习，我逐渐感到气息畅通，声音灵活。第一个试验就这样获得了成功。王教授为我制订出一个又一个更高、更科学的教学计划，经过长期艰苦训练，我练就了一副优美圆润、洪亮委婉、具有浓郁藏族韵味的好嗓子。

    我最早的成名曲《翻身农奴把歌唱》，是1959年为一部纪录片所唱的主题曲。这个歌是这样的，他们北京新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今日西藏》，纪录片里都是反映西藏的，从西藏的过去到民主改革，这个里头要用这样一个歌，他们写了一个歌，他们希望最好能够由藏族同志来唱这个歌，后来他们知道我在上海学习嘛，电影制片厂就跟学校联系，能不能叫我唱，后来王品素老师说可以。老师跟我说了以后，我跟老师说，老师我不会唱那个，汉语那么多。老师说没事，我给你一句一句教，一定会教好的。老师就开始教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会了以后，就到北京，在当时那个新影厂吧，在他们那里录了音。

    后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它不是我首唱的。差不多1962年，这个歌任桂珍老师唱了，我一听这个歌这么好，特别是我对这个歌词，感受非常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我就跟王老师说，我想唱这个歌，老师一笑，她说你怎么想到唱这个歌？我说这个歌，我很喜欢。她说喜欢什么？我说喜欢这个歌词，我说歌词它表达出我对党的感情，我想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里头表达了出来。我说“旧社会鞭子抽我身”，虽然我的身上没有，但是我亲眼看到我们好多藏族的农民们，身上有这个，我都看到了。然后就是“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说我自己的路子有点像这样走过来的，我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看到共产党派来的那些解放军，他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爱、感情，我都想表达出来。后来老师说那行吧，上课不可能，你下去先练一练看看，然后下次上课的时候，我听一听。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我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是老师懂得我的心思。王品素老师费了不少周折给我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我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我的演唱。结果朱践耳和王品素老师一样被打动了。到了给学院汇报演出时，我的演唱一鸣惊人。后来，在1963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我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结果反响很好。我刚开始唱的时候，自己有点控制不住了，我眼泪都出来了。这个歌唱完了以后，上海广播电台，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都是广播电台录音的，录音了以后全国都放，而且放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很感动。这首歌，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唱到现在，唱了将近50年，始终没有放弃过，因为我自己想说的话，在这首歌中都能够说出来。

    1963年，国家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大型歌舞演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很喜欢我的演唱。周总理说，《东方红》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我作为从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来到了北京。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我在《东方红》中演唱了《百万农奴站起来》。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就介绍给主席，告诉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别大、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眼泪不停地流，根本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温度。

    参加《东方红》的演出后，1965年，28岁的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我没有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而是回到西藏，是周总理对我说的一些话使我作出了这一决定，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演完《东方红》后，亲自抓《东方红》制作的周总理在上海和我见了面。总理说，你现在毕业了，怎么样？我没吭声。总理说，你还是回去吧，回西藏吧，因为西藏需要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干部回去做工作，你也是不例外的。他说，你是搞歌唱的，藏族歌唱家，歌唱演员，你回去了以后，可以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你是唱藏族民歌的，唱好藏族的民族歌曲，你不能离开你自己的土壤。我说行，我说我回去。我知道来内地，生活条件和其他方面都比较好，我也懂得有些人完全是出于爱护我、关心我。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想离开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壤。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歌唱演员，就更加应该在自己的家乡扎根，这样会更好一点为家乡人民服务，为全国人民服务。那时我就想，一定要为西藏、为人民歌唱一辈子。　

    回到西藏之后，我进入了西藏歌舞团。几十年里，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每个角落。那时候在西藏也是天天在下乡，尽量在村里头发挥得更好，我们什么农田、牧区都去过了，我觉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够得到我们广大的藏族同胞认可，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

德珍：古格壁画引领的绘画之路

    1976年，我出生在尼木县，5岁之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尼木县，后来才搬到了拉萨。尼木县离拉萨不远，现在坐车去要3个小时。

    小时候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至今我还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就是我的长辈带我们去祭水。因为藏族人对环保非常重视，他不是说你要环保啊，要保护水，而是说水里有神，不能破坏它。然后山上有神，树上有神，东西里全都有神，所以就忌讳去破坏它。我们去祭水的时候，我奶奶她拿了一些糌粑和青稞，祭水的时候要洒的。我们去到湖水边，我奶奶，她带了树枝，树枝上缠了好多羊毛，然后羊毛都染了色，染成红色、黄色等颜色。奶奶在那边祈祷，念经，我也跟着她祈祷，闭着眼睛在祈祷，我也学着。这时候，太阳从东方升起，我睁开眼看过去，阳光照在树枝上，我至今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

 德珍在画室 王权增/摄

    考上西藏大学美术班时，我18岁。在藏大学了5年，老师进教室讲课了，我的心思就溜出来了。因为本身我不是很喜欢绘画，所以对它不是很感兴趣，学得也不是很有耐心，总是觉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后来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教临摹壁画，临摹古格壁画。我一看，好有感觉啊，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古格壁画。古格壁画是阿里地区古格王朝时期的，古格遗址中的壁画。当时看了觉得非常漂亮。因为大学前4年都是学素描、速写，就是打基础。我们学得非常杂，多得很，什么素描、速写、油画、水粉、水彩、雕塑什么的，反正什么样的艺术门类都学了。一看古格壁画，就觉得有种酥油的味道，就是非常藏族的东西，像酥油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讲，形容不好。反正它非常吸引我。然后我这才开始对绘画真正产生了兴趣，我就喜欢看，一直长时间看古格壁画那些东西，看一些相关书籍。因为当时去不了阿里，就看一些书籍，找它们的共同点，它们的色彩非常鲜艳，我就被它们的色彩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临摹了好多。拉萨大部分都是唐卡形式的壁画，唐卡是先打好线条，然后再画轮廓。古格壁画好像没打线条，或者只打一些简单的线条。唐卡到后来越来越细，连眼睛的长度、鼻子什么的都要打上格格。我认为古格壁画造型上比较现代，虽然它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从临摹古格壁画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现在画画的色彩感觉都是从古格壁画里学来的。

    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拉萨市地毯厂，但是我没有去。那是1999年，我表姐在这边一个盲童学校做义工。原先盲童学校不在我家附近，现在就在隔壁。她就一直对我讲，盲童学校的孩子如何如何，然后一直讲，后来盲童学校搬到我家隔壁来了。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盲童学校。

    当时盲童学校的孩子经常问我：老师，你回家以后干吗？有点好奇。我说：回家画画呀。他们就说：什么是画画呀？我就解释不清楚。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些盲童里面有些是后天的盲童，他们就说我们看过画。他们就在那儿讨论嘛。我就想，咦，我要是能教他们画画，不用口述，用实际行动让他们了解绘画是什么，挺好的。然后，我就想了很多的方法，我就想，对于盲童来说，手就是他们的眼睛，可以通过手让他们了解色彩。用冷暖对比可能好一点。然后，我就说：我们去学画画吧。他们就说：唉，我们眼睛看不到啊，怎么学画画呢。我就说肯定有办法。有一次，我就说：今天跟你们讲色彩。我问：你们知道什么是红色吗？他们说不知道。有些说：红色我见过，以前见过。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红的了。我就把全部学生带到室外，我让他们伸出手，让他们感受阳光，阳光照到手上，我说：有什么感觉？他们就说：暖暖的。我说：这就是红色。他们就说：啊，红色原来就是暖的。然后小孩很好奇，问：蓝色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把他们带到自来水那里放水，他们说：噢，有点凉。我就说这就是蓝色。然后他们又问绿色是什么样的？我就把他们带到林卡（藏语“花园”）里头，让他们去摸一下植物，当时林卡里头有草啊树啊，有些学生就摸那个草，有些学生去摸树叶，他们说，噢，原来绿色就是这种啊。有些人说才不是呢，绿色是扁的。他们又问黄色是什么，我就让他们去摸土，土是黄色的，然后土不是颗粒状的吗，他们说土是突出的那种，全是用触摸式的。后来他们说黑色是什么，我就说你们把手抬起来，我说使劲往桌上打，他们说哎哟疼死了，我就说这就是黑色。教他们这些，也不是一次就都教了，是循序渐进教的，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一直就这样去了解颜色。他们挺神奇的，能把感觉与颜色对应上。所以到后来我教一个汉语或藏语的什么词，他们就说这是什么颜色，反正他们不觉得我在教他们字，而是教他们色彩，我在教他们课时突然觉得，哎，他们的眼睛看不到，是黑暗的，但他们的世界里是有颜色的，每个字都是颜色，我就感触很深。

    他们后来也画画，一个学生的单幅画还拍卖了。到后来他们对颜色的感受非常深了，我就让他们在纸上画，我调好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些小孩就是不敢下笔嘛，我说你想画什么，他说你说嘛，我说你自己想好，我帮你。小孩说我要画个冰箱啊，画个什么水啊，我说你要什么颜色，他说要红色；有些小孩说我要画大地、阳光，我就给他们颜色。

    教盲童的这段经历对我只是一个生活体验，但跟盲童接触还是给我心里一个很大的触动。好像是2004年我们在北京、上海、深圳办过一个“雪域彩练”巡回画展，当时就有一个记者问我，他说你为什么画那么多大眼睛，我自己以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一点。我说：啊，是吗？他说你的画里的眼睛一直都是大眼睛，我想一想，我自己确实没有意识到，我一时也无法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后来有人提醒说是不是跟盲童有关系，我才觉得，噢，肯定是，跟他们接触后，从内心想表现这种大眼睛。后来回家后我就看我的画，对比一下别人的画，确实觉得我画得眼睛很大，我画里头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物，眼睛都很大。

    目前西藏学画的女孩并不多。藏大美术系每年毕业的一个班里有三四个，或一两个，但最后搞绘画的不是很多，因为有种种原因，有些生小孩后就不画了，有些做专职教师就不画画了。我觉得现在的西藏妇女的状态确实非常好，我觉得自己只要把自己的分内事情做好，就没有其他顾虑，什么都没有。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原先西藏的女孩子就不能画画嘛。当时的绘画形式基本是唐卡，唐卡是女孩子不能学的。现在，好多女孩子都在学画唐卡，也自己出了一些作品，可以去卖。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好，很自由。

    我会一直待在西藏。上次去意大利，我就是数着天数过的。我到内地也是这样，除了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把时间忘记了，其他时间在宾馆里，我就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西藏是我的家，我离不开我的家。

池雨花/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