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误抄而误传的文字遗憾，古今都有。明眼窥出，叫醒士子，或可警惕后人；窥察不出，有的甚至传讹数代，必然造成文害。读书究竟为了什么？这一点必须先心中有数。如果是为了求知，那就不能舍命去作古人的书奴。读古人书，读到有疑惑处，能做到言之可信者信，可用者用，不可信者不信，不可用者不用，是谓善学。

    古代书籍的传承主要靠笔墨纸本抄录。抄录者稍一大意，或者自以为是，胡乱点化，笔下即有“虚虎亥豕”（形画上的似是而非）或“天犬米禾”（笔划上的增减变化）之误。

    北齐文宣帝（529-559）驾崩时，当朝文人各作挽诗十首奉祭。择其佳善，每人不过选中一二，唯卢思道十首中八，出彩率极高，被誉为“八采卢郎”。唐元稹《长庆集》中《重酬乐天》诗有“百篇书判从饶白（居易），八采诗章未伏卢（思道）”，即赞誉此事。随后，估计是唐本朝抄写误字的缘故，遂将“八采”误写为“八米”，后来晚唐李商隐有“孙金卢米，百赋千诗”，宋之黄山谷有“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书”，徐俯有“字直千金师智永，句称八米继卢郎”等，一路讹传，实在让读者犯晕，总觉得“八米”跟诗歌创作，八竿子打靠不着。

    用“八米”形画各家文采，文意难通，于是有人出来质疑，亦有人极力饰误，说关中方言的“八米”即称“多且善”，却难以说服众人。

    圆场避免尴尬，并非不可，但必须服从道理和事实真相。按，关中位在陕西，卢思道是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李商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山谷、徐俯俱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与关中“八米”何干？更何况关中方言的“八米”是否正好就是“八采”，尚须考订；未得彖定，就援为论据，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

    李、黄、徐诗之“八米”，应该不是李、黄、徐这三位大诗人的本意，估计抄录及刻本先有“天犬米禾”的笔误，以至于小讹久传后又不引以为教训，反而惯见不怪，这就太过荒唐了。

    古代抄录及刻本多有书刻之误，过眼伤眼，故文家转抄摘引，应该特别留意。凡弄不清楚的，可以心存疑惑，但切不可再用，这也是文人立言信德的一点责任。

    书刻的文字出错，大都缘于笔误，而笔误责任又大都在书写者。古代专有“书钞、文抄”一职。因为吃书艺这碗饭的抄写者未必都有才学，都理解诗文的本意，照本录写时只求多与快，不管其它；加之，校对比抄写者任务繁重而薪金反倒微薄，心态难以沉稳，活儿也好坏不定，那一瞥十行之中会漏掉多少“虚虎亥豕”、“天犬米禾”，只有天知道。例如古本《孟子·公孙丑篇》的“必有事焉而无正心”，其“正心”乃“忘”字笔误。大约传抄过程中某某将原本“忘”的上部“亡”字头书写过大；抄写者误解，分写成“亡心”二字且将“亡”作了连笔草写；下一位抄写者又想当然地书作“正心”，结果文理不通，贻误后生。

    又《韩非子·主道篇》有“是以不言善应，不约而善增”句，也很费解。见惯古文述理多用骈句的读者，先看出与下句“不约而善增”相应的“不言善应”，原本应该是“不言而善应”。复检“道藏本”、“赵用贤本”等，果然都是“不言而善应”，遂可断定抄写者漏掉一个“而”字。

    下句“不约而善增”亦有误。约，一字多义。可作“简约（减少）”解，也可作“约束（捆绑）”解，用来泛指绳索。作“简约（减少）”解，结合上下文，文意不顺。如果下句释作“不捆绑（无绳）而善增”，也很费解。待读到《老子》的“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方知下句原本出自《老子》，这时才能大致看出“不约而善增”的“增”乃“会（會）”的笔误。抄写者先误写为“曾（其上两点，繁写可以书作‘八’）”，下一位传抄者见上句有“应（应对，动词）”，便自以为是地将“曾”改写成动词“增”，故误。善会，即善于结绳，下句应正确书作“不约而善会”，意思是“无绳而善结”，意本老子无疑。

    释解古代钟鼎文，时常遭遇二字合写的笔误。例如《石鼓文》本有“小鱼”二字，释文者合并二字，生造为一字（上“小”下“鱼”）；《散氏铜盘铭》的“小子”二字，释文者也并书为一字（上“小”下“子”），怪异难检。大约“小”字一般书写得比较扁小，如果字距又不太严谨的话，竖行排列下来，极易混淆。

    明代万历以来，山东刻赵明诚《金石录》中“李易安后序”有“绍兴二年玄黓（音弋）岁牡丹朔”句，读者百思不解。按，绍兴二年，即1132年；玄黓，是干支“壬”之别称，玄黓岁即壬岁，1132年恰壬子岁，无误。唯“牡丹朔”，异怪难明，疑误字所致。朔，即月初或初一，然未闻有“牡丹朔”之称。“牡丹”应为“壮月”的笔误。《尔雅·释天》曰“八月为壮”。壮月，即农历八月，桂月。唐代《阿思那忠碑》有“乘壮月以控弦，候朔风以鸣镝”句。所以，“李易安后序”的“绍兴二年玄黓岁牡丹朔”，正确的书写是“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即“1132年壬子岁八月初”。这类因字形相近产生的“采米”之误，通常称作形讹。

    逢着上述风马牛的错误，若非细心读者核校诸多文本，真看它不出。读者匆匆过眼，一时糊涂，不究其误，就算饶过；然而，一讹传十，十又传百千至万，一字误传千秋，那张“文责自负”的挡箭牌成了历代“文责不负”的堂皇借口，耽误读书人多少工夫不说，搅乱和伤害了吾国文化，罪责当如何估量？所以，清代袁枚有“一生不受古人欺”语，最见文人骨气。

    抄书者着实不好当；书法家呢？（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