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80后”写作

小时代的孩子与大时代的游击战

黄平

    熟悉郭敬明作品的读者会发现，郭敬明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这正是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

    从《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1995—2005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过渡到《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虚铜时代》，一切似乎“合乎自然”，“孩子”被“市场”所捕获，这个忧伤的“孩子”，成长为消费的主体。在《小时代》系列中，上海大学同一宿舍的四个女孩子，过着超现实主义的校园生活，享受着“流星花园”式的爱情，男友们各方面都类似日本动漫美少年。她们或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几乎完全被资本赋形，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的“时尚品牌”。

    笔者将《小时代》系列视为郭敬明迄今为止的代表作，这自然不是“好”作品，但却是“重要”的作品。夸张地讲，郭敬明写下“小时代”这个书名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整部小说，还没有谁对于一直延伸到当下的“90年代”有如此精准的命名。一座作为“幻城”的上海，其内部的多元与异质性——比如工人新村，市民的石库门，中产阶级所面对的“高房价”——被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恒隆广场抹平，“上海”变成了“资本”与“时尚”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历史完全被架空，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彼此置换的上海。这种高度“抽象”的写作，反而落实了“个人与历史脱钩”的具体性，无论承认与否，郭敬明是这个抽象时代真正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故而，郭敬明的作品多年来占据文学类排行榜第一位。这也是他最自负的地方，他将“销量”视为“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肯定”。但是，和田园梦想的感伤、革命理想的激情不同，郭敬明的作品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是在资本的黄金竖琴下无限献媚。在网络上，网友调侃地称呼郭敬明为“四姑娘”、“郭四娘”，其根源正基于此。这里的“男”、“女”，不再是生理性的，而是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人生的态度。

    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展示了“80后”写作另一种可能性。在韩寒戏谑、尖刻的追问中，郭敬明营造的“幻城”烟消云散，逐渐展现出冰冷的真相——“80后”一代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的写作则是对抗“小时代”的“大时代”写作，通过对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反讽式的解读，重新建立历史与个人的关联，自由、公正等一系列“大词”，在韩寒的杂文中被再次激活。韩寒的写作提醒了一点，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而这是郭敬明高度抽象化的写作所努力抹去的。

    “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伟大的遗骸。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不再是“子夜”时分的“呐喊”，而是历史尽头的“故事新编”。

    在一个确定性可疑的世界里，以不确定的方式游弋，韩寒的杂文写作，正是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这里的“游击”，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更是游击的本义，在没有找到自己“根据地”情况下的游荡、回击。他的每一篇杂文，其精彩之处都需要与戏谑的对象互文理解，这类似鲁迅曾经设想过的“速朽”的写作，不能也不屑留下“完美”的艺术形式供后世赏鉴。而且，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由于父辈的文化乌托邦纷纷溃败，无家可归又不放弃抵抗、拒绝被吸纳到“幻城”之中的“80后”注定是孤独的。

    韩寒的小说也像是关于同一个主角的一篇篇杂文的连缀，一种特殊的“杂文小说”，韩寒塑造的人物没有生活实感，故事场景更是高度寓言化。他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新的美学风格。在韩寒这里，所谓“真实”的人物与故事是可疑的，剧烈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无法为“故事”与“人物”提供一种确定性。韩寒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处游荡，不断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并且对这一切予以讥讽。《一座城池》中，“火车慢慢停下，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以为自己是“逃犯”的“我”在陌生的大地上逃亡；《光荣日》中，“一共七个人。大家坐着火车，摇摇晃晃，穿过一座山，再穿过一座山”。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主角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一个无家可归的远游者。

（摘自广西文联主办的《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青春反抗：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方式

郭彩侠 刘成才

    “80后”主人公常常在忧伤中玩味忧伤，在虚无中反抗虚无、在平庸中反抗平庸，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身体和心灵的背后，整个生命是巨大幽深的虚无和空缺。极大的青春生命的能量需要燃烧，而终极的巨大空虚需要填补，所以文学本身就变成最重要的燃烧和填补途径之一。“80后”通过艺术性的幻想和文学书写来反抗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困境，寻求青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排遣孤独、焦虑、烦恼和忧伤，寻求心理慰藉和精神家园。韩寒认为金钱能保证文人生活和创作自由，保证文人的清高和作家的骨气；春树认为成名能拥有话语权，要改变不合理的世界，首先要出名。春树开始学英语，学习怎么和媒体、出版商讨价还价，思考“我们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一定要出名”，而且“出名要趁早”，“还得有技巧”的问题。她最大的成长，是看穿了金钱和名声是极其重要的；最大的真诚，是毫不避讳金钱和名声会带来实惠和话语权——属于年轻人个人的话语权。“80后”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为自己争取着话语权，向世界昭示着自己的独特存在。他们与一切限制他们自由和个性的敌阵进行战斗，文学创作就是他们战斗的行动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伴随着90年代以后社会的多层次分化、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浮出历史地表”的“80后”一代作家，其自身主体性的模糊、文学观念的偏差和世界观的限度，在现实意识形态话语的征召与规训之下，又在无意识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市场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妥协甚至同谋的关系，显示了“80后”用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方式的精神及行动的限度。

    “80后”创作群体在用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用青春作为反抗世界对个人的征召与规训的同时，却又在无意识中与现实的消费社会妥协并达成和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谋的隐秘存在。“80后”创作群体大多在市场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韩寒、郭敬明甚至登上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但是，他们在利用市场来取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依恃所在的同时，也被市场这个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所规训与收编。性与暴力的主题在他们的创作中反复演绎，甚至成了一种创作的经验意识形态，各种故事只要装上这两个流行元素就能被包装成精美的文本大行于市场，被大众热情地消费，写作与消费市场合谋演绎着一曲甜蜜的合唱，未尝不是他们与消费社会达成秘密和解的痕迹所在。这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

    面对着消费社会的到来，面对着市场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个人在现实面前是渺小无力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依靠我们的内心力量与在现实中采取的面对现实世界的行动方式，阻止消费社会把我们变成技术和欲望，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向世界昭示自己的独特存在。

（摘自吉林省文联主办的《文艺争鸣》2011年6月号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