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大都以为书家好做，录完唐宋抄明清，任拣古今文山诗海抄来，好不惬意。其实，这是莫大的误会。纵有如是书家，不等于天下书家皆如是操作。看来，为了给书法正名，较真地说几句，颇有必要。

    世事皆有难易。譬如唱歌，容易的，张嘴即来，听似咆哮嚎叫的，或许歌者正得意痛快，捧场者正如痴如醉，人奈之何也；难的，一个高颤音，把握不准，音乐学院的教授能让你卷着舌头练上一周；报考时上万人，入院不足二百，毕业后能登台的数十人，真正能出彩的仅仅数人；是难是容易，毋庸赘言。癸卯（1963年）岁暮，笔者曾在中国戏曲学院有幸聆听过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关于“演戏至难”的教诲。张先生当时正对学习京剧《谭记儿》的三名女生说戏，其间说道：“进戏校学戏是一步台阶，毕业后能出去登台又是一步台阶。登台数年能得满堂彩是一步台阶，登台十年二十年后还能得满堂彩又是一步台阶……艺无止境，一生演戏，一生出彩，至难至难。”话说的是演戏，但艺理可通，既道艺途跋涉的甘苦，也解得磨砺功成和逐级攀登的真谛。

    从事书法创作，也类同唱歌演戏。最牛的，当然也最容易。昨天买纸笔，今儿就敢自诩“国际著名书法家”，敢印“多次荣获国内外书法竞赛大奖”的名片，随后竟有数名高威望的书坛泰斗为之吹与鼓。次者呢，执笔稍有年头，举手涂抹，照本抄诗，不思艺进，只鹜进账，半日轻松可得数十幅，如果市场门路多多，薄利倾销，发财没问题，钱途无量；如果还会跑关系通关节，幕后拼爹，那就更厉害了，弄个理事、主席当当，都小菜一碟。

    难的，三伏练到三九，老婆苦孩子怨，不知熬过多少寒暑，也不知写掉多少报纸宣纸；场场参赛跑邮局，寄钱寄作品，然后就是翘首期盼，然后就是“我不怕从头再来”。第八届国展前埋头冲刺月余，最后“入选通知”尚未抵家，已猝死案头，先见了舒同启功的那位书友，应该属于此等。祈望机会的眷顾，可以无尽的等待，如果百倍他人的艰苦付出，不抵一个关节电话灵通，“三公”就很难说了。每念及此，笔者都忧怅难已。

    难之甚者，惨淡经营，储学修炼，几十年甚至毕其一生地积垫自家的“青藏高原”，艺爵金钱不计；只为了那理想的一跃，蒋兆和先生所谓的“自甘下艺术地狱而九死不悔的苦行僧”，尹瘦石先生所称“艺术大师都是善于自选高难度动作的自讨苦吃者”，皆属此等。正是古今这些“苦行僧、自讨苦吃者”，留下令全球都叹为仰止的民族艺术的无数瑰宝，才成就了吾国书画史上的无比辉煌。远的不说，逝去不远的近当代书画大师，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李苦禅、蒋兆和等，应是近二百年间艺术家的出类拔萃。每念及此，笔者都肃然起敬，以他们为九州地灵人杰之大幸。

    行笔至此，想起书法界的大康（康殷）先生。

    大康，祖籍河北乐亭，丙寅（1926年）生于辽宁义县。幼承家学，喜好美术书法篆刻，曾入吉林师大学习西画，解放后在广州从事文化工作。醉心文字书画，遂确定古文字学为终生的研究方向。在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笔者拜谒和请教过的京津文化大家中，大康先生是吃苦最多，亦最有铮铮铁骨的“难之甚者”。“文化大革命”时，他以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和超乎寻常的毅力，忍辱负重，在河北平乡东尹村穷山沟被强制劳动。五十岁后回到北京，治“向老逢辰”印（取自宋陈与义的诗句“向老逢辰意转加”），激励自己“日夜兼程”地完成未尽的著述。后二十三年，生活境遇大大改观，又荣位北京印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无奈在饱经中风、颈椎增生、糖尿病、膀胱癌和喉癌诸多重症的痛苦中，度过劫海，留下等身著作，走完他坎坷艰难的人生之路，于己卯（1999年）逝世。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版的《文字源流浅说》开始，又陆续出版了《古文字学新论》、《古文字形发微》、《说文部首诠释》、《古篆文部首》、《汉隶七种选临》、《大康学篆》、《金文书法精华》、《临习古碑五种》等，直到壬申（1992年）出版《古图形玺印汇续集》，癸酉（1993年）出版皇皇巨著《印典》（四集24册，古印之集大成），大康的付出，近当代无人可比。病重住院前，他曾仰天叹曰；“老蚕丝方尽了。有人说我‘高产’，其实是‘难产’；那是几十年的酝酿和心血……老天怜我，书出齐了，该去住院了……”

    在大康先生被强制劳动期间，挚友郑艺不怕牵连，勇敢地保存了《印典》手稿。十年浩劫结束，郑艺归还手稿，并开始为《印典》的出版四处奔走，最后看到积大康三十五年心血的《印典》付梓而慨然泪下。普通人郑艺默默无闻的奉献，成就文化的功德无量。他是真知大康者，也是真知书法篆刻艺术者。

    大康先生无疑是学术研究的苦行僧。他当时可以衣衫褴褛，可以破房不蔽风雨，可以忍受诽谤和批斗，眼泪倒流，可以偷藏书籍让人嗤笑其“鬼祟”，但不能停止研究，不能没有纸笔供他呕心沥血。他曾经对笔者说，“我到这个世上，好像就是专为干书法篆刻、古文字学这些苦活儿来的。有年春天在地头锄地，我发现一条肥大的地蚕，非常震惊，一下子坐到地上，因为我分明看见那地蚕就是古文字‘农’下部的‘辰’。‘农’的上部是两棵禾苗，下面伸着的手在捉拿禾苗下面的虫子。先民用这样简单生动的图画来图示‘农’。我看懂了，就有责任释解给大家知道。古文字并非难以会意的天书，它来源于先民的社会生活……”丙辰（1976年）秋，笔者由大兴安岭林海雪原回到北京，去香山小煤厂十二号他的破残陋室看望，他神秘地拿出一摞纸稿说，“我不但革命、生产两不误，还要外加研究‘三不误’呢”。他仍然那样健谈，开着玩笑，似乎只要纸稿无恙，那十多年的苦难便与他无关。

    艺外有天，天外有艺；繁简难易，造化都在自己。记住那些在艺海中不惧艰难，不畏打击，搏浪而进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能为砥柱，能为大师，是因为他们先用艺术和生命支撑了书画国艺的大厦。

    当票友，还是当梅兰芳，先想清楚。置易就难，还是避难就易，既是从艺的态度，也是人生的选择。

    （2009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