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与艺术创造

曾镇南

　　在十六大召开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词语，像一束特别强烈的阳光，照射在中国人的心上，投射向辽阔的大地，雄峙的群山，奔腾的江河。

　　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词语，就是出现在江泽民同志报告标题上的两个字：“小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具体切实的奋斗目标，写在十六大报告的标题上，这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笔。它鲜明地昭示了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根本走向，把党的政治报告和中国人民所憧憬的幸福美好生活最密切地组合在一起，把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智慧的光芒和活生生的、日新月异的人民物质生活透出的“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马克思语）融汇在一起，使大家知所奔赴，识所归趋。举国上下说小康，神州亿兆瞻福祉，成了学习十六大精神热潮中涌起的一簇最绚烂夺目的浪花。

一

　　小康的说法，既是中国古代产生的对一种特定政治社会形态的概括，也是对苍生百姓家庭财产生计情况的一种描绘。

　　“小康”最早出现在《诗经》的《大雅·民劳》一诗里。第一章头两句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中“亦”、“止”均为语助词，“汔”，可释为庶几、差不多。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人民（因输赋税服徭役）已经很劳瘁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可见，“小康”的“康”，是指安乐、休息、安宁的意思。不劳民、不扰民，使民安乐休息，这就是《民劳》作者的一种希望。

　　小康的说法用于对一种社会状态的描述，成为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上的一个词汇，则见之于《礼记·礼运》。它的篇首，便托名孔子，论述了“大同小康”之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小康的论述，是在与大同的说法相对举中展开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是谓小康。”这也是古代儒家所现实地认同的一种比较好的社会形态。东汉郑玄对小康的注释是：“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而薄言小安，失之则贼乱将作矣。”这种谨于礼、明于义的小康社会形态，在《礼运》篇中，特指禹、汤、文、武、周公、成王之治；而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则是历代圣君贤相所躬行力践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大致可称国泰民安的社会状态，是从封建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中产生出来的明君贤相治下的较为开明、富庶、繁荣、稳定的盛世。

　　因此，小康社会，就其社会学、文化学上用以描述一种较为富足稳定的社会状态的本义而言，是一个待建的、有很大发展条件的、伸缩性较大的说法，也是一个可建的、有很大现实可能性的、阶段性明晰的说法。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不断进化、不断完善的进程。

　　最早把小康的说法引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来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小康这个与中国普通人对生活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中国人家庭生计状况的古老的说法，在这里注入了新鲜的、反映中国人民发展的理想的科学内容，扩大为对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的一种描绘。

　　到了党的十三大（1987年10月），正式形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把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列为“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只有实现这一步，才能跨出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对小康作了更具体的描述：“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

　　小康作为高出于温饱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发展程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具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古词到今语，从感性描述到理性定量，从小家家计到国家国计，小康的说法，实现了语词内涵的质的发展和飞跃，深深地打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

　　一切体现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思想、理念、目标，都必将在人民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称量。小康的提法也是这样。

　　最雄辩有力的论证是生活本身作出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总结了自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取得的重大的历史性成就，指出这是“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十三年。“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社会主义新中国终于能以“一个小康的国家”（邓小平语）的良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出现在国际社会上；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温饱到小康，这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的高耸姿影，每一个侧面都可以在千千万万感受到“阳光心情”的中国人的心镜中得到映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精炼而又周延地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他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一○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引《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小康之说为今所用，真可谓化陈旧为新奇，变憧憬为科学，陈义高迈，论述周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新发展的伟大开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和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新提法结合在一起，划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中的一个“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要走的路，所要实现的目标，具体而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二

　　在对小康、小康社会等说法进行了一番学习、探究、梳理、领悟之后，我深深感到，这一切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真是太重要了。“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这是鲁迅的一个重要思想。孙犁对此十分推重，他作了通俗的解说：“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了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政治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秀露集·文学与生活的路》）政治、生活、文艺的辩证关系，在这里阐发得多么清楚、周延呵。这对于我们思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我们的文艺将会产生的影响，是很有启发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政治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在文件上、会议上，而是渗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了。它已经非常广泛、深远地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甚至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汇成最浩荡的生活河流。我们的很多优秀作品，不正是从这一生活的河流中汲取灵感、素材、主题、形象和语言的吗？展望今后的二十年，也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似乎能够看到由建设和发展激动着的生活河流更宽的拓展和更美的奇观了。而引领着这一生活的河流根本走向的，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我们从事创作也好，从事编辑、组织、出版也好，从事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也好，都不能不把目光注视着这一目标，注视着生活的这一根本动向。

　　毫无疑义，我们的文学是题材非常广阔的文学，它广阔到包括描写中国现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变动，描写中国历史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一切作品；它也容纳有各种各样审美理想、文化观念、艺术风格的作家，决不只局限于直接反映改革、发展、建小康、反腐败等等作品。但无论写什么题材的作家，对生活的全局和根本动向有准确的把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胸怀全局，放眼前路，知道中国朝着什么目标走，才能“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弹出意境高远、音声合时的妙曲。正如鲁迅所说的：“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对社会的实际、对生活的规律的熟稔和洞察，是我们的文学能够不断产生好作品的希望所在。学习社会，深入生活，是一切真正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前提。鲁迅在谈到左翼革命文学的运命时曾说过：“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上海文艺之一瞥》）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变动如此巨大、深刻，现代化建设的规模是如此浩大、复杂，社会思潮和人的观念的变迁是如此急剧、驳杂，鲁迅对作家提出的应该“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的要求是被时代千百倍地强调和扩大了。重新学习社会、重新了解生活，认真学习认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思想武器——在当前就是着重学习十六大精神，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而在这一切方面的学习中，学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对于发展文艺创作，催生优秀作品，是尤需着重的一环。鲁迅在谈到作家进行创作的主观思想条件时，反复讲过作家必须有建设的理想。鲁迅在分析伴随着革命出现的“革命文学”为什么常会有似是而非的现象时指出，那是因为写这类“革命文学”的人，“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他深刻地指出：“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浮士德与城>后记》）现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把“新的建设的理想”，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它把“对于将来的理想”具体化了，把将来会建设出怎样的社会切实地描绘出来了，而且作了科学的论证。这是迥异于一切乌托邦而具备了一切现实可能性的建设蓝图。一切热爱祖国、向往美好生活的作家艺术家，都会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才华视为莫大的光荣，投入到人民创造历史、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投入到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的群众生活中去，努力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作品。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自愿遵时代先驱者之命的鲁迅的热情的诗句鼓舞着我们。让我们奋然前行吧。

来源 2002年12月13日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