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巴金回忆自己创作《家》的过程时说，他经过三年的酝酿，决定写一部为那无数的无名的青年牺牲者“喊冤”的小说。“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于是，他

    向垂死的制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诉”)。巴金在这里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左拉的名句。当年左拉为德雷福斯伸冤喊出的一句话。

    1894年，法国当局控告德雷福斯上尉犯了叛国罪，指责他向德国人出卖了机密，这是一场冤案，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作家和学者们的不满。左拉积极投入为德雷福斯平冤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898年1月13日发表在巴黎《震旦报》头版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标题就是：《我控诉》。为此，左拉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说他触犯了“诽谤军官和当局罪”，判他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

    巴金在左拉《我控诉》一文中看到了作家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天职。

    巴金接触左拉作品比较早。24岁，他在法国巴黎、沙多－吉里、甚至在马赛候船时的旅馆里，孜孜不断地读完了左拉二十部长篇小说《卢贡－马家尔家族》，还看过根据左拉的《酒馆》改编的话剧等等。

    巴金坦诚表示他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大师，尊敬他的光辉人格，但是他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他喜欢的是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等。

    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往往是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么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巴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他说，他只在左拉的《萌芽》中看到一点点希望。

    巴金不相信左拉小说中所表现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写法，可是承认“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而且，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总能引起他的创作的欲望，使他扩大自己的写作计划。早年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后，就打算把《灭亡》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前后再增加两部，甚至连书名都想出来了。《灭亡》前边加：《春梦》和《一生》；《灭亡》后边加《新生》和《黎明》。

    “文革”以后，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给读者》随想录中，不无激动地盛赞伏尔泰和左拉为维护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精神。1762年法国反动教会制造宗教迫害事件，诬告无辜的新教徒卡拉，判处他极刑。伏尔泰为此案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在整个欧洲激起愤怒的舆论。此后，伏尔泰在当时其他几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也作了不倦的斗争，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了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

    左拉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巴金回忆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中无限感慨，他说：“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又沉痛地写道：“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1967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

    1980年3月24日他为《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中，又提到40几年前的旧作中。叙述了一个朋友和一个少女的悲伤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轻人鸣冤喊屈，我借用了左拉的名句：‘J＇accuse’(我控诉！)”

    左拉的精神鼓舞过巴金，左拉的“我控诉”指引过巴金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难怪他在历数自己的老师时，把左拉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