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气磅礴，热情澎湃的书生，一个从未停止过对敌人攻击的精神战士。从天堂到炼狱，再到重返人间，这个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最热情的老人，他的生命与思想同在，与文学同在，更与良心同在。他的一生都在寻梦，他的一生都活在激流中。是啊，激流中，他像一只巨擘，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巴金100年的生命历程，映射了一个独特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他丰富而独特的人格，他的赤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中国的良知，是世纪的良知。

    这一家的罪恶我来救赎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性格的根柢。

    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100年前的11月25日，一个婴儿在成都一个大家庭中降生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巴金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从广元开始的。那是1909年，父亲李道河被任命为广元县知县。那时，巴金5岁，仁慈的母亲成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老师。三哥打了丫头，受到母亲的责备；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因为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做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

    1957年6月，巴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历时半个多月。他一到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正好此时，《文汇报》记者向他约稿，他“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巴金躲过了一场劫难，他也“想多找机会表态”，因而写了一些文章。这时的巴金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他一向主张的“独立思考”和“讲真话”的勇气。

    跟着别人说假话说得多了，巴金似乎渐渐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他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死心塌地地做起“奴隶”来了。

    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坚持真理，不软弱不说假话的中国人可能不多，但巴金老人并没有以此来原谅自己，他反省，他忏悔，他自我批判；为了几十年前对路翎的批判，上世纪80年代他郑重写出《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

    巴金发现自己在那段日子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却很执着。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