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走过了一个世纪。在这变幻的100年中，他有过成功的欢欣，有过屈辱的磨难，有过痛苦的忏悔，有过平静的安宁。巴金的人生，映照着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坎坷而不平凡的命运。对巴金的祝福和纪念，也是对上个世纪许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怀念，是对我们的民族经

    历的百年风雨的记忆与思索。

    他们的世纪

    11月19日，施蛰存99岁安然辞世，11月25日，巴金迎来百岁寿诞。两位老人相差一岁，同住上海，同证兴衰，数日之间，一枯一荣，难免令人感慨唏嘘：一个世纪过去了。

    我并不是巴金小说的爱好者。少年时《家》、《春》、《秋》的激流溅起的小小浪花早已归于平静，只有《寒夜》那冰凉的寂寞隐约萦回在心头。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毋宁说巴金是作为一个翻译家存在的，十卷本的《巴金译文全集》在书柜中静静地站立成一片浅蓝。鹰的儿子被判罚永生，变成了草原上一个孤独的影子(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一位俄罗斯姑娘发誓忍受所有的苦难，迈过高高的门槛，进入了一片未知的黑暗(屠格涅夫《门槛》)；精神病院内，病人固执地和鲜艳的红花搏斗至死，他觉得那是一切恶的化身(迦尔洵《红花》)；夜莺将心深深地抵住尖刺流着血歌唱爱情，用生命换来了一朵世间最美的红蔷薇(王尔德《夜莺与蔷薇》)……这些故事都属于青春，充满浪漫的精神，纯洁的理想，飞扬的骄傲，殉道的热情。字里行间，我能够想像当年它们是怎样地蛊惑着内心永无安宁的巴金———我更愿意记住这样一个巴金，而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被涂成金色，受人尊敬的世纪老人和文学大师。

    “鲁郭茅巴老曹”的称谓将巴金固定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但一个作家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排序，所谓“定评”有时反而是作家的悲哀——那意味着不会再有新的视野与新的理解。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在研究者与出版商们补遗、翻账或赚钱的忙碌中，一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升降沉浮，映照出时代的思路和趣味，有真知灼见，也不乏无聊的吹捧和贬损。巴金是文学史课一定要讲的人，但如今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不是已经很少将他作为专门的课题了吗？

    期望从巴金的创作中寻求复杂的“文本意义”的研究者或许会失望，因为巴金其实是单纯的，从《灭亡》到《随想录》一以贯之的单纯，他始终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始终以青年时代确立的理想来拥抱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即使百岁，也依然青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青春，而是整整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成长的年代，他们在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以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相号召。岁月沧桑，他们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如今已经万木凋零，巴金犹如最后一片常春藤叶，象征着我们对历史光荣的记忆和思索。他所代表的五四精神和五四理想经过历史的淘洗而逐渐沉淀，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在学者们的书房里，获得了更为复杂的评价。

    “时光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他们的世纪过去了。

    让我们重温巴金译笔下的勇士丹柯的故事（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他为了带领族人走出黑暗的森林，在众人的怀疑中掏出了自己的心高高举起，那燃烧得比太阳还明亮的心照亮了通向自由的道路。丹柯倒在了自由的土地上，他依旧燃烧的心被一个胆小的人踩灭了，化为草原上雷雨之前的蓝色火星……或许丹柯就是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榜样吧，他们不问沿途的遭遇和自己的结局，只是献出自己的心。

    巴金的故事

    ■巴金的父亲做过川北广元县的知县，童年的巴金在父亲审案的时候，常在二堂的公案旁边观看。犯人们被板子打得鲜血淋漓，然后还要    挣扎着向大老爷磕头谢恩，这个场面给了巴金很深的刺激。对“挨了打还要谢恩”这种荒谬逻辑的思考，在他晚年的《随想录》中被重新阐发。

    ■巴金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新青年》是他最热爱的刊物。少年巴金曾怀着一颗战栗求助的心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写信。最终，他没能等来回信，这是他少年时的一个挫折。

    ■1928年8月，巴金在法国写成了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这个名字。他在拉封丹中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不久前投水自杀，为纪念他采用了“巴”字，而“金”字，是因为他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这就是“巴金”笔名的由来。

    ■1931年，《家》最初在《时报》上连载时以“激流”为题，书名、作者都被套了红，版面上还用突出大字介绍作者是“新文坛巨子”。

    可是小说刊出的第二天，巴金就接到了大哥李尧枚服毒自杀的噩耗，这促使他重新调整了小说的构思———大哥成为小说的主角，高觉新的原型。

    ■巴金时常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1936年起他通过通信结识了一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她在电影院里遇到过巴金，令她不解的是巴金竟然戴着黑眼镜看电影。一直不肯谈恋爱的巴金终于被这个纯洁热情的女孩子打动了———他们谈了8年恋爱，陈蕴珍后来成为巴金一生挚爱的妻子，她的笔名萧珊更为人熟知。

    ■1949年7月，巴金到北平参加中国文协成立大会。闲时去旧书店淘书，他买了一本名为《人生》的小书，署名“巴金作”，是上海励志书社出版的。巴金在扉页上顺手写了几个字：“原作者不知为何许人。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书商真可恨！”

    ■1952年，巴金作为赴朝创作组组长来到抗美援朝前线。巴金在前线备受关照，他觉得盛情难却同时又非常不安。领导机关常送来烟、白糖、奶粉等物品，他借口感冒没好索性戒烟。巴金这一时期的小说《团圆》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文革”开始了，抄家。巴金家有一只小狗包弟，是全家的宠儿。街道上的孩子常来打门叫喊着要杀狗。巴金夫妇无计可施，只好把小狗送给医院做实验用了。对所有的批判、虐待和侮辱，巴金总是默默忍受。有难友问他怎么看待这一切，他说：“我相信历史！”

    ■1981年，有记者访问巴金，看见到处都摊着书，老人正忙着整理。问他在做什么，巴金抚摩着书答：“我在做身后事……就是把这些书整理出来，捐出去，死后就没法做了。”问他为什么不让别人代劳，他说，要分类，别人不晓得有哪些书。1982年，搬书的人来了，巴金静静坐在楼梯边一张老式木椅上，默默送别这些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朋友”。

    ■巴金为他晚年的专职司机老彭的孙女起了名字。巴金说：“就取一个普通点的名字。生男孩叫彭大明，生女孩叫彭明英。大明、明英的意思，就是正大光明。做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做正大光明的人。”巴金和他的老师们

    在现代文学馆为巴金百岁寿辰举办的画展上，有一幅高莽先生的大画，画的是巴金和对他的思想、文学产生过影响的人。画中人多数来自巴金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的一次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金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

    事实上，巴金思想的最早来源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巴金读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书号召青年为社会的正义、平等和自由而奋斗，巴金说：“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此后他翻译过不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高德曼的《无政府主义》使巴金第一次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理论。巴金说：“这时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他将高德曼比喻为“精神上的母亲”。

    鲁迅作为导师对一代青年的影响毋庸置疑，巴金崇敬他。但在鲁迅生前，巴金没有去过他家。1936年10月19日上午，他和曹禺按照约定的时间造访鲁迅，没想到先生已于当天清晨去世。次日，巴金看到《大公报》上刊出一篇讽刺鲁迅的短评，平时很少情绪激动的他当即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鲁迅的葬礼上，巴金是抬棺人之一。

    巴金热爱屠格涅夫，翻译过他的小说和散文诗。他早期作品如《初恋》、《洛伯尔先生》都有明显的模仿屠格涅夫的痕迹，比如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主观的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巴金作品总有一种青春的、纯洁的气息，带有屠格涅夫的影子。

    巴金和他的朋友们

    巴金的同时代人在不同年代留下了一些对巴金的记录，有印象，也有看法，在这些人眼中，巴金并不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大师，他是活生生的，有欢乐，有痛苦，有矛盾。

    沈从文是巴金的好友，1949年后两人有着不同的遭遇。20世纪30年代，巴金根据在北平的所见所感写了《沉落》，对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有所影射。沈从文很为巴金成为敏感人物着急，说他被两件事扰乱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现象耗费感情。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

    曹禺也是巴金的挚友。他生前曾说：“我怀念北平的三道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了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这件事我说了多少遍，然而我说不完，还要说。因为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     

    冰心称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冰心晚年曾对一位晚辈说：“我写信给巴金，你干吗那么忧郁。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黄裳描述过1949年以前巴金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平常很少参加闲谈，他总是一个人在楼上工作。到了吃饭或来了客人时才叫他下来……（他）披着一件夹大衣，手里拿着一本小书，踏着有韵律的步子从楼上慢慢踱下来，从他那浮着微笑的面颜，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从阅读中获得的愉乐……巴金在我们身边，可是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像一群孩子那样围着他喧闹，当他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时，他才是活泼的、生动的。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里出版的新书。”

    萧乾称巴金为“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