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播出节目《纪念巴金先生》，下面是节目内容：

    会客厅：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立应该说是在巴金先生的晚年非常关注的，也投入了相当多精力的一件事情，同时舒乙先生的父亲老舍先生和巴金又是相知相悉的朋友，可以说舒乙先生和巴金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很有渊源的。您最早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

    舒 乙：17号晚上，距离他逝世大概只有一个钟头吧。因为网上已经出现了，我当时正在广东讲演，在现场突然有一个记者站起来向我提问，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网上刚刚报道巴金先生去世了，他就让我说说巴金先生的事儿，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会客厅：因为巴金先生是在上海去世的，所以现在上海就成了全国瞩目的一个焦点，现在我们就联系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您好，在巴金先生最后的时刻，您就在身旁，能把当时的情景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赵丽宏：我在病床边上，17号午后我们就到了医院里面，听说巴金病危，这几个小时我一直站在病床边上凝视着他，我觉得他是睡着了，他非常平静，他的心跳跳得很平稳，但是血压慢慢降低，一直到7点06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走得很平静。

    会客厅：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赵丽宏：大家还是非常悲伤，尽管巴金病了很久，他已经101岁了，但是大家都希望他活得能够再长一点，他在就是一种力量，一种象征，他像一个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这个时代，照耀着我们的文学界和知识分子，所以大家希望他活着，活得再长一点。他的生命的延长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延长，所以大家很悲伤，很多人眼睛里都含着泪水。

    舒 乙：丽宏你好。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上海的情况，上海的读者、老百姓在怎样悼念巴金先生？

    赵丽宏：这几天有各种各样的怀念巴金的活动，很多居民、读者，很多热爱巴金的读者在小花园门口，门口有些人送花，有些人哪怕在门口站一会儿，他们在这里怀念巴金。但是在作家协会大厅里面，我们布置了一个巴金的图片展，他的著作和手稿的展览，我们昨天晚上连夜布置出来的，今天有很多人来看巴金的照片，回顾巴金的一生，看他的著作，有很多新闻界的人，有很多市民听说以后都赶来了，送来了很多花篮，有很多人在我们的题字本上留下了热爱巴金、怀念巴金这些非常真挚的语言。另外在书店里面，各家书店都展出了很多巴金的书，很多读者到书店买巴金的书，因为大家知道对巴金最好的怀念就是读他的作品。

    会客厅：谢谢赵社长。再见。刚才听过赵社长的描述之后，给人的感觉是，当巴金先生病重的时候，也许人们会暂时忘记，但是知道他的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感就全都爆发出来了。知道他身处病中，但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还是让您觉得很震惊。

    舒 乙：觉得震惊，毕竟是解脱了，因为他在这样高龄的情况下，有重病的情况下解脱了，是一件老洗丧。

    会客厅：从旁人来看觉得是一个解脱，您觉得从他自己的内心来讲？

    舒 乙：也是，他不愿意这样活着。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特别有理想，特别有追求的人，他愿意自己对别人有用，一旦身体变得没有用的时候，而且不能写作的时候，他就觉得应该结束掉，避免浪费别人的时光，避免浪费国家的钱财，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而且是生活极有目的，目的性很明确的一个人。所以从这点上，他的生死观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值得推崇的。

    会客厅：他曾经说过，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你们而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舒 乙：他在身体重病，而不能为社会服务的时候，他大概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觉得他这样活着很丢人，既然别人愿意抢救他，愿意维持他的生命，他也自己不能左右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为你们活着。这个话是说得非常痛苦，非常无奈，但是也极其感人。

    会客厅：其实说起他在病中的岁月，我们在巴金先生百年的时候采访过冰心先生的女儿吴青，她跟您一样，特别心疼，特别痛惜的那种情感。

    吴青：我觉得巴金舅舅从他的作品里面，看出来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对人民的爱，也可能有的时候是带着眼泪写出《随想录》。还有一点，我是想他跟我母亲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活得很累，按他的心愿，就是安乐死，我的母亲跟巴金舅舅好像是不约而同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不可能，我觉得他活得很痛苦，关键是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只要大家知道他还活着，在我们身边，好像就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似乎活着成了他的一个职责。但是我觉得不，我觉得他的作品的本身就已经在这儿了，如果他的心愿，他愿意那样，我觉得应该让他走，他不应该为别人活着。

    会客厅：在这些年当中您最后一次和他面对面是在什么时候？

    舒 乙：因为巴金先生晚年有一件大事儿，就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提出这个思想是1980年年底，1981年年初，我等于是受命来为他做，具体运作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要向他频频汇报，征求他的同意，询问他的意见，有很多时候要到他的身前向他报告这件事情，所以有比较多的接触。他提出这个思想以后，差不多四年多，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成立了

    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渊源

    1985年3月26日对于巴金来说是幸福的一天，这一天，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北京万寿寺正式开馆了，80岁的巴金兴致勃勃从上海赶到北京出席开馆仪式，除了自己的笔耕不辍，晚年巴金的这一设想和举措，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80年代初，巴金竭力倡导要建立一个专事收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文学资料的馆舍，之后他即把建立文学馆当作他毕生的最后一件工作，不仅捐出了大量的文学资料，还将自己20万元的稿费以及再版图书的版税群不捐给文学馆，不仅自己捐，他还亲自写信向文学界的朋友发出捐献倡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正式开馆对于巴金来说，是他梦想变成现实的一天，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也足以是一个彪炳史册，影响深远的时刻。

    会客厅：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的把手是巴金先生手的模子，这样一个做法的寓意是什么？

    舒 乙：任何一个建筑都得有大门，或者都得有好多门，有门就要有门把，去推，去开，去抓住它，我当时就想是不是不要一个定型产品，或者一个通用的东西，自己发明一个，既然是巴金先生倡导的，刚一进大门就要跟巴金先生有关系，想来想去最好去拓他的手模回来，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这儿有一个巴金先生的手，为什么？那底下有一个图章，写的是他的名字，就知道跟巴金先生有关系了，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就到附近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些小孩玩的橡皮泥，我自己坐着飞机找巴老，我说按你的手在这上面拓一个印，我回去好铸造，换成铜的。他很乐意，最后用这个模子做了一个铜的手，非常漂亮，旁边有一个巴金的名章，这样每个到文学馆参观的人，一摸这个手，一开这个门，马上就惊讶了，我跟巴金先生握手了，我摸了他的手了，我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文学殿堂，他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这个作用挺大的。

    会客厅：确实是个好想法，相当于每一个走进殿堂的人是巴金先生的手牵着你的手走进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

    舒 乙：对。我们认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思想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他的第三个里程碑，我们管《家》叫第一个里程碑，管《随想录》叫第二个里程碑，管文学馆叫第三个里程碑，是表现巴金思想的重要载体。

    会客厅：巴老除了想到要建这样一个馆，关注整个建设的过程，他自己也是付出了很多给这个馆助一臂之力。

    舒 乙：他是这个馆的倡议者、创始人和主要出力量的人，当然，最初写文章提议的就是他，一开始在香港发表，后来很快就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然后很快作家协会、主席团做决议，中央批准成立，整个推动和发起就是他一个人，之后他就做出了很多表率，比如他要拿15万稿费作为开馆垫底的钱，又写了一个愿，凡是我的重版书、再版书的稿费和版税有一笔算一笔，都捐给文学馆，陆续在捐。

    吴青：大概他先后捐给希望工程的费用在50万左右，这代表他的心愿，而且话得说回来，50万恐怕对于巴老来说不是小数目，他是一个不领工资的人，因为他不领工资，他捐的第一笔钱是15万，捐15万的时候是81年，他第一次提出来要建文学馆，可以捐钱、捐物、捐书，第一笔钱就是15万，现在我们都觉得15万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什么当时还提出来万元户，一万块钱就是一个大富翁了，15万是他过去的稿费，他捐出来了。而且以后所有的稿费，他说用不到寄到我这儿，直接寄到文学馆。

    会客厅：他这一次一次的捐赠很多都是您亲历亲为在协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舒 乙：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开馆，1985年3月26号，那还是在老馆里，他自己来，坐飞机来主持这个盛大的开馆典礼，他穿一个咔叽布的中山装，坐下来，不说话，脸上笑咪咪地就开始掏兜，掏出这么大一个报纸包，意思是你拿去，我打开来一看是钱，还有毛票，还有硬币，他就说这是昨天夜里，由上海飞到北京，某一个出版社给他的重版稿费版税，他得到的这一笔钱，没把它用作别的用途，按照他的许诺，捐给文学馆，这是他来参加主持开馆典礼的第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太感人了，一句话都没说就这样，这就是巴金。

    会客厅：旁边应该有很多人都看到他这个动作。

    舒 乙：都极其感动，他就是一心一意向着国家，一心一意向着这个事业，他确实把这个当作特别重要的事儿来做。他非常高兴，感到非常欣慰，他毕竟完成了他自己最大的心愿。

    会客厅：为什么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巴金先生一个最大的心愿，而且他说过，比他自己写多少本回忆录的价值要大得多？

    舒 乙：他有一句话，他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表现中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宝藏，我们的作家有很多杰作，这些杰作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善良，变得更纯洁，变得对别人更有用，他是这样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所以他要建立这么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说我从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得到了温暖，我也把火再传给别人，说得特别好。

    会客厅：除了晚年建现代文学馆交往非常多之外，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因为父辈之间的关系，您跟他也有过交往，那个时候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舒 乙：比较密切的是解放后，解放后巴金先生定居上海，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开会，而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的主席，他是要尽地主之宜，巴老爷子从上海来，他一定出面欢迎他，请他吃饭，在一起聚，在一起谈，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我就可以从旁来观察他们怎样交往，那个时候的巴金先生是中年人，长得非常神采，他不善言词，他是一个内心一团火的人，表现给人家的印象就是非常慈祥，非常和蔼可亲，永远是微笑待人，他说话比较少，都是旁边这些人簇拥着他，在一起谈笑，特别和谐的一种气氛，他们彼此相处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甚至有的人故意调气氛，开玩笑，活跃气氛，巴金先生都特别欣然配合着。

    会客厅：他的性格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他不扫大家的兴。

    舒 乙：对，有的时候到饭馆去吃饭，比如说他旁边的罗孙先生，罗孙先生是他在上海非常好的助手和朋友，就指着那些服务员说，知道他是谁吗，那些小姑娘当然从形象上不认识他，他就是巴金先生，就是写《家》的那位，马上调起来了，快把本子拿来，让他签名。

    会客厅：起哄，开玩笑，那巴金先生作什么反应？

    舒 乙：巴金先生说，好好，他说四川话，好好好，快来。

    会客厅：毕竟你是巴金先生好朋友的孩子，对您有过一种特殊的关照或者关爱的表示吗？

    舒 乙：文革以后他复出，到北京开会，而且机会比较多，他那个时候身体还可以，等于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北京，他是非常重友情的人，他心里头惦记着老舍先生，可是老舍先生不在了，所以他到家里看我妈妈，看孩子，每次都要来，有的时候爬好几层楼自己也要去看。所以那个时候在家里能看见他，能跟他谈话，他也询问我们的境况，我们的工作学习情况。

    会客厅：在《随想录》里面也专门有一篇是回忆老舍先生的。

    舒 乙：对，这是一篇他的重头文章，他自己很喜欢这篇文章。那篇题目叫“怀念老舍同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动人，这种文章充满了对人的关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而且是一种拷问，一种对自己良心的责问，一种用鞭子抽打自己的那种力量。

    巴金晚年《随想录》

    1977年5月，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已经73岁的巴金迎来了他新的创作高峰，从这年之后，晚年巴金的笔就再也停不下来，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8月，巴金战胜了病痛、衰老、谣言以及种种干扰，耗费了八年时间写成了150篇共计42万字的巨著——《随想录》，《随想录》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上的一座宝库，它不仅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有人评价说，这是一本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书，他在很多篇章里，毫无保留的反思和剖析着自己的灵魂。

    《随想录》的出版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和文学的范畴。

    会客厅：从您的理解来看，到了晚年，巴金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写《随想录》的这些文章呢？

    舒 乙：《随想录》应该是他第二个创作高峰，他第一个应该是以《家》为代表的一批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又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潮，而且他的确完成了第二个高峰的创作，这个高峰的高度或许还高于第一个，也就是说他的《随想录》取得的成就或许更高，他这时候在《随想录》里有几个特殊的思想表达了出来，一个特殊的思想就是反省自己，反省文革，一个就是倡导说真话，反对说大话、假话、套话，一个是提倡言行一致，一个是提倡理想主义，一个提倡做人要真诚，他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当时的社会曾经有过巨大的震动。

    会客厅：《随想录》里边有很多巴金先生对自己的自省，包括对自己的鞭挞和忏悔，您觉得《随想录》是巴金先生写给自己的，还是写给别人的？

    舒 乙：他是为读者活着的，他要把读者，把心交给读者，当然他的写作是为了交给读者，他提倡解剖自己，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的缺点、弱点，都是为了跟观众、读者交流。

    会客厅：从他自己来讲，《随想录》这些文章如果不写，是不是对他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他必须写出来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

    舒 乙：巴金先生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但是他只要拿起笔来，就刹不住，他就憋不住，他老说自己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会客厅：我们都知道写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而在他晚年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包括需要在很多自省的情况下写这些文章，应该是比较艰苦的过程吧？

    舒 乙：对他来说可能是这样，他憋不住，他要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可是他身体又不是特别好，毕竟年迈了，他要克服很多的病痛进行写作，这个体力的过程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愉快的，他终于有机会把憋在心里的话向公众坦率地讲出来，而且能够影响别人，能够和别人交流，这对他应该是莫大的享受，是两回事，身体的病痛和精神的愉悦是两回事情，他愿意把心交给读者，就像他经常讲的那样，把心掏出来高高地托在手上，照亮前面的路，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愿意把心，把血，把热，把火都拿出来。

    会客厅：因为有了《随想录》，人们对巴金先生更加敬重，除了因为这个作品而看重看高他以外，他真正的对社会，对其他人，您读过之后，对您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

    舒 乙：他刚才提的这些思想，恰好是需要大家深刻思索的问题，比如他说的讲真话，讲真话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文革的那种假、大、空，和他那些流毒，残留下来的影响，说假话，说大话，说套话，说空话，是针对时弊的，提出要讲真话，完全是针锋相对了，这个肯定是对当时的社会，对这种遗毒有重大的作用，是针锋相对的。对改造社会风气，改造人们思索的惯性是大有好处的，一个特别大的清醒剂。

    会客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您有一次经历就是去前苏联的托尔斯泰庄园，您把那个牧场上的一些野花采下来，风干之后寄给巴金先生，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这么做？

    舒 乙：因为他已经开始在写《随想录》了，我去的时候是1991年，他写《随想录》基本上是1985年到1990年之间，这是他创作《随想录》的高峰。他在这里多次讲到老托尔斯泰，我已经知道了，我有机会去苏联，去看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庄园的名字叫明亮的原野，那里当然有很大的一块草地，一个很大的庄园， 大概走了20多分钟，好多好多不知名的野花，各式各样的颜色，漂亮极了，我就随手摘了几朵夹在我的笔记本里，带回来。好多天以后打开一看，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已经干得都透明了，那个杆已经能挺起来了，我觉得特别好，我知道巴老喜欢老托尔斯泰，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些花夹在信里送给他，我说我到过那个地方，采了几朵小花送给你留作纪念。他回信了，他这个时候笔已经拿不动了，但是他还是花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写了一封回信给我，说我想念那个庄园，我做梦都想着它，我怀念那儿的一切，我也崇拜老托尔斯泰，崇拜他晚年想极力做到而始终没有做到的言行一致，他使得我这个老病人要继续打起勇气活下去，继续探索。他写了这么一封信，我觉得他完全把晚年的心境表达得特别清楚，这是一个为人，他已经病了，但是他为了实现言行一致，“我是个老病人，但是我要继续活下去，我要继续探索”，不得了，他的人生追求绝对是我们的榜样。

    会客厅：您当时的思路挺浪漫的，因为去那种地方可能有更像样的旅游纪念品拿回来送朋友，但是为什么您会对小野花产生了兴趣，能吸引您的注意力呢？

    舒 乙：因为这块草地里，大概有老托尔斯泰的脚印。他大概在这块地方去实践过他追求的言行一致，而巴老正好在写这个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去找点什么东西送给巴老，我是这样的想法。而且不要那种炫耀，不要那种豪华，是一种人生态度，跟那个小野花是一样的，可能摘几朵小花是有着别样的寓意，能够表达老托尔斯泰临终时的心境，而且这个东西正好是巴金欣赏的。

    巴金的“真”与“爱”

    无论是作品还是人品，巴金身上都有一种鲜明的精神内涵，那就是“真与爱”。

    从1927年到1946年，他创作完成了《激流三步曲》——家春秋，《爱情三步曲》——雾雨电，还有《寒夜》、《憩园》等文学作品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上，处处体浸透的是巴金的真诚、宽容，还有爱。

    从1977年以来， 他在《随想录》中提倡说真话以及自我反思的勇气更被看作是代表中国文坛的良心所在。

    巴金很早就被人称为文学大师，而他自己却在多中场合真诚地表示他写作不是因为又才华，而是因为有感情，他是在用作品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人民无穷无尽真挚的感情。

    真正读懂巴金的人们相信，正是贯穿他一生的怜悯、真诚、宽容和爱，造就了巴金独特而伟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财富。

    会客厅：有人说巴金先生的伟大可能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而在于他的人品。您怎么理解这样的说法？

    舒 乙：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他的文品、人品极佳，他是一个表率，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他的著作和人品都为我们做了纪念碑，《家》是个纪念碑，《随想录》是个纪念碑，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像个塔一样，就把巴金这个人高高地耸立在中国大地上。

    会客厅：巴金先生去世之后有人说，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离去，您觉得真的会离去吗？

    舒 乙：这个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巴金先生确实是最后一个元老，他走了以后，那一代人就走光了，那个时代也从此就结束了，这是最后一个大将。

    会客厅：留下的是什么？

    舒 乙：他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