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仰的巴金先生与世长辞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中，他陪伴我们的时间最为长久，这双一直默默注视着我们年轻人的眼睛在迷糊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悄悄合上了。

    对于这位幸运而又艰难地穿越百年的历史老人的逝世，我们用不着悲伤，也用不着给他戴上过多过高的帽子。重要的是如何评价和继承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如何评价”关系着对一位跨世纪老人的公正，“如何继承”关系着我们自己的未来福祉。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单纯、软弱的人，这样的性格特征成就了他的精神特色。深入阐释巴金的精神价值尚需拉开更大的历史距离，但是如下几个基本特征是现在就可以简单描述的。

    第一就是羞耻感。中国古人反复感叹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那么一丝一毫，这“一丝”就是恻隐之心，这“一毫”就是知耻。怜悯和羞耻乃是人之为人的道德起点。有的民族因为意识到族群的甚至人类的卑陋罪恶而生起羞耻之心，于是努力寻求拯救之路，有些生命个体由于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渺小、丑陋而生起羞耻之心，于是不断寻求超越，几乎所有的精神巨人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

    巴金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对社会的丑陋和人类的卑俗无法接受，作为卑俗人类的一员他不可能不感到羞耻。他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他对安那琪主义（通常称无政府主义）的接纳和提倡，他用文学方式对安那琪主义的展现，都是以这样的羞耻感为起点的。世人接受了他的文学作品，对于他的主义和他的精神背景却比较漠视，甚至缺乏起码的理解。

    巴金留给我们的第二种精神财富就是提倡讲真话。讲真话是那些精神巨人的基本自律，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从苏格拉底到托尔斯泰、从孔子到鲁迅，许多人毕生都在努力实践着这样的准则。但是，将讲真话作为一个社会主题和精神主题，不厌其烦地强调了几十年，并且用整个晚年的创作来突显这个主题的人，巴金可能是第一个。巴金对于讲真话重视到这个程度，也跟他的羞耻感有关。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他努力维护自己的良知，避免伤害他人，可是严峻的时代让他别无选择，他被迫说了不少假话，有些假话亵渎了自己，有些假话伤害了他人，他的良心和自尊因此深受伤害。提倡说真话既是对他自尊心的挽救和修复，也表明了他将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格从假话的深渊扭向真话的坦途的宏大心愿。

    巴金的这些努力被许多学者当作他晚年的主要文学成就予以肯定，在另一种纬度上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呼应。刚刚驾鹤西去的百岁老人，不知是否可以瞑目。

    巴金的第三种精神遗产当是忏悔精神。“文革”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时代的罪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时候巴金站起来了，他说，在这吞噬人性的罪恶大表演中，就有我的一份罪。虽然他不过是出于软弱说了一些假话错话，他也不想放过自己。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分的善良和软弱，他曾经那么真诚地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和人之为人的尊严。在痛定思痛的时候，他被罪恶感深深笼罩。他絮絮叨叨地说：他的妻子病重的时候，他没有从监督改造的境遇中争取看护妻子的权利，让妻子在孤独中寒冷地逝去；在胡风、路翎遭到诬陷和批判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仗义执言，反而按照上级的安排著文无中生有地批评他们；他看见批判作家靳以的大字报贴满街头的时候，他知道下一个挨批的必定是自己，他的思想上没有一点抵触与反抗，反倒回家对着镜子提前练习低头认罪的姿势。在那个特殊境遇中，这些行为都太好理解了，实际上他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有理由为自己开脱，即使是今天，我们这些后人也不难为巴金的这些表现罗列辩护的理由。可是巴金不想为自己辩护，不想原谅自己。他独自踏上了道德的独木桥，颤颤巍巍地进行自我审判。这正印证了“知耻者勇”的古训。

    巴金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一直表示他不懂文学，不是文学家。晚年时期说得尤其频繁，如果仅仅认为这是谦虚之词，未必准确。他不希望人们从文学的角度给他定位，或许是在启示人们应该从别的方面关注他、理解他，这别的角度是什么，当然是精神角度。可是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巴金在晚年一直蒙受着强烈的失败感，是否跟后人没有读懂他有关？刚刚驾鹤西去的这位百岁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