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终于走了，弃世而去了；其实他早就难言难语了，象征性地活了多日多月多年，但他一生的言语使他永生。

    人常妄言永生，永恒，狂呼“万岁”，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尤其“万岁”一词源出封建王朝的山呼，多少人上人，如希特勒，乃至超希特勒之流，自期“留芳千古”，却遗臭都难，人们、人民、人类一提他们就烦，不能不一提他们只为警惕各种类型祸害人世的恐怖主义。

    所以我是同意少喊或免喊“万岁”的，无论对人物或事物。然而对巴金的亡故，我怎么最想高呼哀呼的却是“说真话者万岁”呢？因为吾师正是一位伟大的说真话者。巴金常说他自己是个普通人，的确普通，并且他的普通话说不好，总是带着四川味，如他书中的人物觉新、觉慧……如他的哥哥尧枚、尧林……但是他决心说真话，尤其在劫后余生中，在《随想录》中。

    说真话就这么重要吗？就是！说真话就是说人话，说真话才通达到真正的人际交流。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就是真理，然而惟说真话才能达到真理。人民人类所憧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世间各种教派、政派各所呼唤的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英特纳雄耐尔……人间天堂才能出现于宇宙。

    值此时刻，我想起了苦难，苦难中的巴金。他以及比他小近20岁的我，都是生长在苦难的时代，国耻重重、忧患重重的时代。我最初读到他的作品，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我正在青岛上初中。家门口有个“荒岛书店”，是地下共产党人开的，我或站或坐、或搬回家来读的书，就有冰心的《春水》、《繁星》，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还有苏联的《铁流》、《毁灭》……此中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巴金的《灭亡》与《新生》，还有他译的《夜未央》。那里面火热地提到革命，提到生死搏斗，虽然我也闹不清是什么样的革命，总之是推翻不合理、压榨人的社会，呼吁着旧的“灭亡”，新的“新生”。总之我是在这“荒岛”的丛书中听到了人的呼声。

    随后，我到了天津。上了南开高中，遇到了我的一位恩师英语老师李尧林，他是李尧棠（即巴金）的三哥。他使我解读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警句：“生命不是取，而是予。”（“Lifeistogive，nottotake.”）尧林师又使我解读了王尔德的原文《快乐王子》，叙述立在街头的一个王子的铜像，其身上的华丽金片，乃至最后的宝石眼睛，都请一个小燕子啄去，送达了王子伫立街头望到的不幸人家。最后王子只剩下一身破铜烂铁，为王子奔走的小燕子也疲惫地倒在了王子脚下……后来我又见到了巴金的译文。当巴金的《家》出现的时候，我和同班同学黄裳不禁总在尧林老师的身上寻找“觉民”的影子，当然地没寻到什么，或说想像地寻到了许多。后来和巴老通信成集，成为知交的杨苡姐也屡屡提到巴金特喜爱的《快乐王子》和雨果的取与予的警句。我师，我姐，我们均可说没什么宗教信仰乃至政治信条，但我们所宗都是斯时斯地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做话剧演员，常去尧林师住的霞飞坊，也就是巴金在上海的旧居。我望着满壁的图书，虽无入庙堂之感，却有得入“陋室”之幸。我是怎样初见巴金本人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已是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黄裳带我去的，他早就以尧林弟子的身份拜识，巴金已帮他出了不止一本书。解放前夕，我写出了自己第一部成型的话剧《大团圆》,是巴金为我出的我的第一本书。时我正肺病卧床近两载，黄裳送书来，对我说，“老巴说他北京话不行（我的剧本写的是北京人讲的北京话），可能错校不少。”多年来，我不止一次翻阅，未见一字之错。巴老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翻译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编辑家。他从来不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文坛活动家，却做了最重大的活动——为年轻人出书，出第一本书，甚至亲自校对。这些人包括后来大大知名的曹禺、李健吾、刘白羽……，还有失名而又复出的七叶诗人、无名夭折却在为数不多的读者中仍有记忆的如郑逸文……巴金做了多少好事！

    “相濡以沫”的时代过去了，进入了“明朗的天”。我只是个很少出席大场面的部队准作家，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日晴空无云，亦无敌机，在朝鲜战场上，巴金乘了一辆吉普找到了我，双方并未讲多少豪语，却是感动于并未“相忘于江湖”。多少年过去了，抗美援朝过去了，有多少记载往事的作品，能像以巴金小说《团圆》为蓝本的影片《英雄儿女》那样被人反复观看？“向我开炮！”当然巴金不是王成，但是巴金写了王成。

    又多少年过去了。另一个极不相称的镜头，也使我永难相忘。又一日晴空明朗，“文革”后期，我和小妹宗英均已“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监督使用”，我们行走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宗英忽停步，低声顿呼：“大哥，巴——”又多年后，我问宗英，你是唤了声“巴——是巴金，巴老？……”宗英说不记得了，也许什么都没喊。巴和我们只注目相视无语，我们只有相视无语。宗英和他似还常见，或在过一个“学习班”之类，二人说了几句还好吧之类。不像在朝鲜我们那样说个没完没了，我只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者，似曾相识恍如隔世。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珊已去。

    我尤记得一日萧珊请我吃晚饭，巴金当然坐陪。是在淮海中路上白俄开的餐馆“Re-naissance”，是否标明中译“文艺复兴”记不清了，却还记得吃的是荤素均宜的奶油烤蔬菜，是生平所仅尝的美味。归营(那时我在军中一文艺团体故可称营)，团长和教导员对我说，一文化首长来访，我未能迎候，他听说是巴金请我吃饭去了，撂下了一句“不知道黄宗江今后会怎么发展……”

    我总要发展的。后来我去援越抗美敌后活动，游击队里和越南诗人江南共饭。斯时《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相互并不相识的江南与巴金的通信。我向江南偶然说起，巴金不是中共党员，江南沉吟片时，严肃地说：“这样的人在越南早就入党了。听你说了，我们更尊敬中国共产党了……”进入“文革”，我在多种感慨中有这样一感:这样我们是不是难被尊敬了？

    难被尊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我在列队中等待进入。我旁边是一位至高的文化首长,过去我是很难和他列在一起的，现在倒平等列队了。等候的时间甚长乃作闲谈，我告诉该首长，我最近去过上海，见过老巴。他问：“他在做什么？”我答:“还在写吧。”“写什么？”我随口而答“回忆录之类吧。”他说“他没什么可写的……”！！！近年来常见首长笔下言及他如何无言垂泪于巴金病榻前，可见并未忘也是巴金为他出的第一本书，我不免钦佩这种良知的显现。

    我们应有良知。我们——不少的作者群与广大而又广大的读者群是不会忘记巴金的。日来常有人提到巴金梦寐思之的愿望，建立现代文学馆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愿望——文革博物馆，却很少被提及，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巴金在《随想录》中所想：“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我人微言轻，惟有力学巴金师说真话。

    巴金亡也，再无语言、再无岁月，但我想山呼：说真话者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