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就读过巴老的小说,后来又看到由他作品改编的电影、话剧等,深感到他对进步社会的执着追求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憎恨。

    我与巴老的接触更多是在“文革”之后,他勇于讲真话,《随想录》出版后,他送了一套给我。讲真话应该是做人的基本态度,但在特定条件下,是需要勇气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讲真话也是寻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他的《随想录》也是他多年的经验之谈。他的作品,他的为人,令人佩服,尤其是在讲真话、交心方面。他的作品很伟大,人品很高尚,洋溢着浓浓的民族情、爱国情。曾有电视台给他拍专题片,他请我题词。我写了“真话、真心、真情”,我认为这三点最能代表巴金。巴老很高兴,就将此作为片名。

    这些年来,我每到上海出差开会,都要去看望一些老人,如贺(绿汀)老、巴老。我去巴老那里至少有8次,每次去看望他,都感到很亲切,大家随便聊天,巴老对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对北京的情况都很关心。

    1998年的一天,我和王昆一起去看他。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王昆为他唱歌,唱《北风吹》,唱《南泥湾》,王昆还用四川方言唱了首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他听得很高兴,话不多,只说:“好”,“像”,笑容满面。我说:“你一天天好起来”,他对我笑,是很天真、很憨厚的笑。

    他住院期间,我还看望过他两次,他不能讲话,我在他耳边讲王昆为他唱歌的事,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是有知觉的,那一刻让我非常感动。他想念着许许多多的朋友,我们也很想念他。

    巴老的作品,巴老的为人,让人佩服,让人崇敬。他虽然走了,但他和人民永远心连心,他永远和人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