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巴老是在1945年8月,北平的孙伏园先生创办了一个《新星画报》,请我担任驻重庆的特约编辑。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去拜访巴金先生。那是一天晚上,出版社没有会客室,一间大屋子排满了书架,在书架的靠墙一端有两把藤椅,大概这就是巴金先生经常接待客人的地方。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上楼去告诉他有客人来了。一会儿巴金先生走下楼来。我见他个子不高,身穿一件蓝色中式长袍,戴着深度眼镜,动作和说话都是那样缓慢而沉着,待人彬彬有礼,这便是我久已仰慕的大作家出现在我眼前的第一印象。我向他说明来意并送给他一本新出版的画报。告辞后,他很礼貌地送我走出出版社的门口。后来他未有寄文稿来,我也没有再去催问他,以免增加他的精神负担。

    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我和巴金先生都在上海,他当时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因此,我在多次文艺界的集会上都见到他的身影。特别是1951年上海举行的“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文化界大集会,有好几百人参加,文艺界的代表都坐在一起。在美术界代表一排座位的对面便是文学界代表,恰巧巴金先生就坐在我的正对面。在休息的间歇中,其他部门的许多代表都走到文艺界代表席位上来,每人拿着小小的纪念册要求大家签名或作画。纪念册在桌上排成长长的行列,我用钢笔以一根流利的线条把和平鸽的形象在纪念册上勾画出来,迅速而又出效果,巴金先生在对面看了十分欣赏,当代表们要作家签名时,巴金先生便在纪念册的另一面用钢笔写上“我们热爱和平”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与我画的和平鸽互相对衬,我当时看了感到一种莫大的荣幸。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当我在阅读他的《随想录》时,看到他在文章多处的自白,那样正直、善良、讲真话、动真情、做实事、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些不正是一位真正称得上是“作家”、也称得上是真正的“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吗?巴金先生正是以他本人高尚的情操和人格力量来对待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他的名字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称号是划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