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巴金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剑桥。刚上完麦大维教授的读书课，硕士班的同学共五人，读的是拓本的《李□墓志铭》，铭文头两句是“物寒独胜，高不必全”，麦教授让大家讨论，我举了毛泽东爱写的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出于堆，水必湍之”为例解释，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俗语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教人以养晦为上。其实“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正是各界权威人物，巴金先生是文学界的大作家，不论是非，当然免不了中枪，正如《李□墓志铭》中所说：“犀象齿革，贤达鉴戒，而公是之，君子以为恨”。君子以为恨，古今同悲，巴金先生文革时苦受批判，幸而精神坚毅，得保性命，不致如李□那样，“年七十三，卒于强死！”巴金先生坚持到今日，写了一部掷地作金石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他多活了三十几年，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幸事。巴金这样的英豪之士，正如孔璋对李□的评价：“文堪经国，刚毅忠烈，烈士抗节，勇不避死，难不苟免。”文革时期，我身在香港，后来读到巴金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随想录》，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先生那样重大的压力，多半也难免屈服而写了那些他当时所写的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于他文字优美，风格醇雅，更由于他晚年所表现的凛然正气，巨大的正义感。

    我最初读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学六年级生，正在浙江海宁家中，坐在沙发中享受读书之乐。哥哥见到我正看《家》，说道：“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

    我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

    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哥哥那时已在读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意见很有权威，我就信了他的。同时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我们江南的，不过我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兴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家》中高家的人却不大干这些事。

    巴金先生在《家》中写得最好的，现在我想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三个，因为我年纪大了，多懂了些人情世故才这样想，在当时，以为最精彩的是觉慧与鸣凤，不过，家里的丫头们不好看，不及学校里女同学们美丽，仍觉得觉慧与鸣凤恋爱不合理。读小说常常引入自己的观念，这是天下小说读者常有的习惯。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小说，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小说读来还不够过瘾。直到自己也写了小说，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我一直想到上海医院去瞻仰这位我从小到大都钦佩的人，只是想到他老人家病中不宜劳神，这才就此永远失去了机会。他女儿李小林小姐曾送我一张印有巴金先生肖像的瓷碟，我放在书房的架上，一转头就可见到他慈祥的笑容。巴金先生去世，我深为悲悼，写这篇悼文时我在英国，但我知道，他的肖像仍竖立在我书房的架上，巴金先生正直的精神永远是我的激励！

    2005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