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走了。他的道德文章、崇高风范永远活在人间。我有幸与巴金晚年有较多的接触，他在京与一些老友的聚会至今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1、冰心：“巴金这个人……”

    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

     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

    1984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八十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市内电话间是空着的，我高兴地走进去。“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妈!你在哪儿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电话里常常谈到巴金。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思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巴金这个人……”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东西，随你想去吧!

    1982年10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医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来了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11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

    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教授去世，巴金深为悲痛。冰心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吴青写信给巴金，巴老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1986年5月18日上午10时，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这个消息，10时40分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冰心当天下午叫我去，说给我听，我随即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我去，详细对我说，叫我告诉巴金。我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我上次说给你的是打算公开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一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冰心是巴金倡议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将巴金心想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了文学馆的馆址、地皮，她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还积极捐赠了自己珍藏的手稿。

    巴金和冰心大姐之间的亲密友谊，同时也渗透到两个家庭的孩子们之间。巴金每次到京总要去看冰心。1985年4月4日，巴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仪式后就去了冰心家。巴老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来京每次都要代巴金去看望冰心姑姑。1986年，作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本新时期《十年散文选》，在选冰心散文作品时，小林建议我就选那篇写玫瑰花的。小林还提醒我，去看老太太时，“别忘了给姑姑送玫瑰花!”从此，我去冰心家都不忘送一束玫瑰花。冰心给人的永远是一副精神的面容，她生活在玫瑰花丛中。冰心为什么那么钟爱玫瑰花？她回答说：“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1989年,冰心90大寿时,受巴金委托,我代巴金送给冰心一个90朵玫瑰花组成的大花篮,冰心高兴地说，准是巴金叫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1992年,冰心研究会成立。

    巴金出任会长。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

    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2、“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1988年2月9日上午8时24分，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医院辞世。巴金在口授唁电中说：“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86年，巴金在《我的责任编辑》中，记述了他与叶圣老的友谊。巴金在文中说，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是经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他还是“我的老师”。

    我记起了“文革”结束后，他们之间交往中的几件事。1977年11月初，下班后，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到对面叶家去看望叶老，叶老正坐在客厅沙发上。他高兴地说，我刚给巴金写了首诗，祝贺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作品。

    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副刊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叶圣陶不但几次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辞意恳切，纸短情长。叶老从卧室里拿出这首诗给我看。诗云：“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叶老指着其中“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这两句对我说，我同巴金各住一地，平日交往并不多，但我常想念他，有机会就想见到他。

    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觉得“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这一年11月7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老师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巴金还问起叶老的眼病是否已经痊好，同时他还听说，叶老的听力有些衰退，巴金希望叶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保重。

    1978年2月24日，巴金来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5日巴金在预备会议上见到叶老，这是他俩“文革”后第一次相见。巴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着：“遇见叶圣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很感谢他。”巴金计划3月8日会议结束后，叫小林来京，陪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10日上午，巴金先去叶家看望叶老。叶老爱喝黄酒，巴金特地从上海带来一瓶陈年花雕送给他。叶老的儿子至善还为他俩拍了合影。叶老将这次拍的照片寄给了巴金，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从技术言，此殊平常，惟留为纪念有意义耳。”

    1982年5月24日傍晚，我去叶家。因我刚从上海回来，叶老问起巴金的近况。我告诉他巴金右背长了囊肿，已动手术。叶老在当天日记中写着：“傍晚吴泰昌来闲谈。彼近从上海回来，言巴金背部生疮，开刀治疗已愈，而精神不甚健旺。”叶老嘱我与小林通电话时，替他问候，并说，这不是大病，但折磨人。要照顾好。

    1983年1月，巴金给叶老寄赠了《真话集》，这段时间他俩均在病中，没有直接联系。叶老收到书后当即给巴金写信，为他身体逐渐康复欣慰。

    1984年初夏，叶圣老患胆囊炎要动手术。巴金在病中听到这个消息，叫小林挂电话到北京，托我代他送一束鲜花给叶圣老。叶圣老收到花后很高兴，连忙叫护理人员替他找花瓶插上。

    叶老当时对我说：“我自己感觉还好，院长大夫治疗精心，请您叫小林转告巴金，释念。”我告诉他：“巴老正在为准备五月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的事忙着哩!”叶圣老开心地说：“巴金还年轻，身体健康恢复得快。叫他走路千万小心，再不要摔跤了。”叶老动手术后不久十分认真地写了一首七言诗赠巴金，以酬谢他送花问病的好意。诗云：“巴金闻我居病房，选赠鲜花烦泰昌；苍兰马蹄莲共囊，插瓶红装兼素装。对花感深何日忘?道谢莫表中心藏。知君五月飞扶桑，敬颂此行乐且康。笔会群彦聚一堂，寿君八十尚南强。归来将降京机场，迎候高轩蓬门旁。”90岁体衰力弱的叶老轻易不再动笔，现在竟然写出完整的七言专赠巴老，不能不说是他们之间浓厚友谊的体现。

    1985年3月，巴老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三年没有进京了，巴金一下飞机刚住定，就说这次想去看看几位老朋友。他特别提到去探访叶圣老和冰心。3月26日晚，我去叶家告诉至善，巴老明天上午10时去北京医院看叶老。至善提前到医院。当巴金到达病房时，叶老已经焦急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等候了。小林、小棠和我陪同。二老紧紧地互握双手，喜不自禁地相视了好一会儿。巴老先打开话匣子：“叶老，您好!我们都很想念您。”叶老深情地叮嘱：“您要多加保重!”他招呼巴老在沙发椅上坐下。然后把早就准备了的一本新近出版的《叶圣陶散文甲集》送给巴金。巴金接过书，认真地翻看了封面和目次，很高兴地说：“叶老，这些年您写了这么多，您要多注意休息。”叶老听了，反而劝巴金：“我写不了什么了，您还年轻，注意身体，多写点儿。”在叶老眼中，巴老似乎是永远年轻的。至善、小林、小棠和我都坐在一旁，听二老如此亲切愉快地交谈，竟忘了这里原是间病房。

    巴金不曾想到，这是他和叶老的最后一面。我为他俩拍下了此次会面的一系列镜头，留下了文坛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3、与沈从文最后晤面

    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1974年，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上海看望过巴金，巴金其时尚未结束“审查”。

    就我的记忆，巴老“文革”结束后来京，曾四次去看沈从文，一次是在臧克家家中，一次夜访未遇，四次文代会期间又去小羊宜宾相访未遇，最后一次是在沈家。

    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达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上，巴金见到茅盾、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曹禺等老友，都是十多年不见了。会议结束后，他想看看朋友，将李小林叫来陪他。小林与我商量，有几处也请我陪陪。11日下午，约3时多，突然接到沙汀电话，说巴老在张天翼家，叫我用车去接。我坐《人民文学》的车到天翼家，巴老、沙汀正要起身。按计划，从天翼家出来，先去夏衍家。巴金在夏公家坐了不到一小时，夏公拄着拐杖送巴金到大门口。在去臧克家家的路上，巴老突然问我，从文家离克家家远不远?我说很近，几百米。我知道巴老想见沈先生。是在克家家见，还是从克家家出来再去沈家?巴老没说什么。其时，沈从文夫妇住在东堂子胡同一座大杂院，一间不超过15平方米的房子里。沈老已完全超脱于文坛。

    到克家家，已是傍晚了。萧涤非、徐迟已至。巴老坐下他们就畅谈起来。郑曼在厨房里忙。我同她谈起，巴老想见沈从文夫妇。郑曼说，很近，赶快去请。约十几分钟，沈先生和夫人缓步到了。巴老很惊喜。他们晚饭后又闲聊了许久，近9时才离开。在送他回饭店途中，巴老说聊得很痛快。

    巴老第二次专门去看望沈先生，是在1979年4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从法国回京后，有天晚上，他活动应酬之后，近8时了，突然问起，从文新近搬的家离这里远不远?我说很近，走过去十来分钟。巴老说，出去散散步，到从文家去看看。我陪他和小林从东堂子胡同走，我指着一座小门说这是上次你来时沈老住的地方。走到赵堂子胡同又告他这是克家家。再往前走就是小羊宜宾胡同3号，中国作协的一处宿舍。院子很深，巴老上台阶，下台阶，跨了两道门槛，在昏暗中走进一间东厢房。事先没约，沈老外出了，沈夫人连声抱歉地说：真不巧，从文晚上很少出去。房间很小，布满了东西，一个稍宽敞的坐处也没有。巴老同兆和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在送巴老回饭店的路上，他说沈家的住房条件太需要改善了。从此，常听他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据我确切知道，他同胡乔木同志当面谈过，为此事也专门给乔木同志写过信，还向胡耀邦同志谈过、写过信。1986年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据1986年6月14日《文艺报》记者报道：“最近，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过问下，著名老作家沈从文的生活待遇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不久前，胡耀邦同志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方面了解沈老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随后，中组部即下达了文件。文件规定：沈老的住房、医疗和工资按中央副部长级待遇解决。就这样，这对老夫妇终于在晚年搬进了一套五间的新居。此外，沈老获得了近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晋级调资，工资由每月的二百元增为三百多元。社科院还为沈老配备了专车，但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说：‘目前因为电话一时安不上，所以叫车仍很不方便。’”

    巴老在路上还谈到，沈从文已多年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有机会应该请他出来见见朋友，相互谈谈。

    1982年，沈老中风过一次。巴金很挂念他的健康。小林多次电话叫我抽空去看看。每次去后均将沈老的近况告她。沈夫人也多次托我转告巴金他们的近况。1983年，兆和在转交朱光潜老师送我的《悲剧心理学》一书时附了一封短信：“泰昌同志：昨得朱老太太寄来朱先生赠书，特寄来。从文目前所患系小中风，已见好。特告。”接信后，当晚我即电话告小林沈老的病况。

    巴金在京第四次看望沈从文，是1985年3月28日，他来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是他们最后的晤面。

    关于这次巴老看望沈老的情景，1988年11月沈老逝世后我在为《收获》写的《紧含眼中的泪》文中写着：

    “正赶上四五级大风，巴老全副武装：黑呢大衣，花格子呢帽子和围巾。车子在宿舍楼大门口停下，小林扶着行动不便的巴老顶着风走了二三百米路。兆和已在楼门口等候，乘电梯到五楼。巴老是头一次到沈老新居，他进屋后直奔在客厅等候的沈老。沈老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脸上泛起微笑，舒展的微笑。巴老连声说‘你好，你好！’沈老吐词不清地说：‘好，你好！’兆和准备了好几样点心，她一直在忙着招待，一直挂着笑容。两位老友面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巴老说了些问候的话，由于沈老说话不便，嘴唇很吃力地颤动。巴老突然沉默了。在场的人都为两位老友难得相见又不能随意倾谈难受。兆和只好代沈老说了许多话。巴老仔细地问了沈老饮食健康近况。巴老怕影响沈老休息，呆了一个多小时就起身了。告别时，兆和陪巴老参观了新居的各处。巴老和沈老紧紧握手，巴老说：‘下次再来看你，多多保重！’巴老出房门时，沈老还在招手。兆和送巴老下电梯，汽车开动之后她还顶风站在那里招手。在回住处的途中，巴老说沈老身体、精神都不错，比他想象的要好，住房也有了改善。”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病逝。

    沈从文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这些年参加过的同类活动中最简单的。没有要员，文艺官员也少见，都是他的学生和亲友。每人挑选一支白色的或紫红色的鲜花轻轻地献在沈先生身旁。沈老生前爱听的柴科夫斯基名曲《悲怆》的旋律舒缓地回响。许多人的眼睛里都含有泪珠，但没有人放声大哭。沈夫人张兆和出奇地冷静，当我走到她的身边，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了，只听她刚毅地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的。巴老委托李小林专程从上海来京向沈先生遗体告别。